在明清战争史的诸多战役中，发生在天聪三年十月至天聪四年五月的一场战役（史称“己巳之役”），以往的研究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①。从军事角度观察，其重要性可能并不突出，但从文化角度予以审视，此役却有极其深刻之内涵。
    笔者不揣谫陋，谨陈己见，就正于方正之家。
    一、“己巳之役”概况②
    天聪三年（1629年，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经过数月准备，于十月初二亲率大军出征伐明③。二十六日深夜至次日上午，左右两翼部队突破长城龙井关和大安口④，十一月初三攻克遵化⑤。“十三日，大军至蓟州……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十五日，部队渡过通州河⑥。二十日，“大军逼燕京。上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营于东北”。⑦ 十二月初二攻克良乡⑧。初四又取固安县⑨。十六日，部队绕行北京城外，在卢沟桥击败明军⑩。此间，八旗军还在京城永定门外歼灭明军四位总兵官率领的增援部队(11)。二十五日，皇太极决定停止围攻北京城，转锋东向，直奔山海关方向(12)。此为战役第一阶段。
    十二月二十七日先头部队到达明朝辽东重镇永平府(13)。二十九日皇太极率大军向永平进发并将其包围(14)。天聪四年正月初四黎明，攻克永平城(15)。初六，皇太极在永平城举行了检阅仪式(16)。在封赏功臣、部署驻守部队、安抚明朝降官降将之后，皇太极于二月十七日率参战部队旋跸回师(17)。此为战役第二阶段。
    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皇太极回到沈阳(18)。随即命令留守沈阳的二贝勒阿敏和贝勒硕讬率部南下，与驻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的参战部队调防(19)。时过两月，即天聪四年五月，永平等四城接连失守，阿敏等贝勒率部弃城引还。(20) 此为战役第三阶段。至此，“己巳之役”全部结束。
    此役第一、二阶段，八旗军气势恢宏，长驱直入。攻城陷寨，所向披靡；取将军首级，如囊中探物。皇太极还数次环视京城，与诸贝勒登高驻马眺望，指点明京，谈笑风生。甚至还在明京郊外皇家禁区，驱马狩猎(22)，如入无人之境，全然无视明廷之存在。但到第三阶段，形势急转直下，恍如隔世。同是满洲部队，判若两军。十多天内，连失四城，一改历来虎豹熊罴之态、骁勇善战之势，兵败山倒。其狰狞恐怖之像毕露，部队撤退前，不仅大肆掳掠烧杀，还将明朝降官全部处死。其变化之快，失利之速，不可思议。
    战争由“人”操控，而“人”则受其所具“文化”左右。据此，笔者试图从“文化”层面，观察、审视“己巳之役”发生的诸多事例，寻找其中深蕴之义，及对满洲贵族在入关前后的“文化嬗变”所起作用。
    笔者所谓“文化”，专指能对其民族、国家乃至社会的普遍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以及战争理念、制度建设、礼仪规则等“社稷之器”的确立、形成及运作，起到潜移默化和制约作用之“文化”。凡一民族、国家必具此“文化”，此“文化”存，民族、国家存，此“文化”强，民族、国家强，反之亦然。这样的“文化”在其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各种矛盾与冲突，“己巳之役”中诸多表现，正是满洲贵族内部在此“文化”层面中，新旧“战争理念”发生激烈冲突、转化之直接反映。
    与这段历史相关史料，汗牛充栋。现存《明实录》、《明史》、《朝鲜李朝实录》、《满文老档》、《清实录》、《清史稿》，还有《东华录》、《三朝辽事实录》、《天聪朝臣工奏议》、《满洲老档秘录》，以及《啸亭杂录》、《清建国别记》等大量笔记、野史中，都有详尽记载。相比之下，成书较早的《满文老档》，尽管语言文字较为粗俗，但与清朝建国以后撰写的《清实录》、《明史》，以及民国初年撰写的《清史稿》和一些笔记、野史相比，其记载较为真实、详尽、可靠，更少粉饰和“为尊者讳”(23)。故笔者于行文采信中，尽可能首选《满文老档》，次选《清实录》、《明实录》，以期论证与论点更为贴近真实。
    二、己巳之役中满洲贵族内部在新、旧“战争理念”上的冲突
    纵观“己巳之役”，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如身为满洲贵族最高首领的皇太极，在许多重大决策上，经常受到守旧贵族势力的掣肘；在战役时间的选择上，改变了以往不顾农时的随意性，而将战役定在十月至来年二月的农闲之间；在战术运用上，不同八旗兵以往快速出击，掠杀成功后，急速回师的战法，而是分合有序，直捣明朝心脏之后，又突然挥戈东向，使得明军不得要领，首尾无顾，东西招架，疲于奔命。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皇太极参与此役的五个月中（即天聪三年十月至次年二月），他通过敕谕、命令、口谕和书信等不同方式，共向参战部队下达十八道整肃军纪的命令，并多次付诸严厉惩罚，一反以往杀掠成性的八旗军常态；尽管战事节节取胜，皇太极仍不时向明廷发出议和信息与书信，此役前后共发十六封议和信，力争策略和道义之主动，陷明廷于不义；对永平四城的失守，皇太极从痛心疾首，单纯谴责阿敏等人之失职，进而反思此役失败之真正原因，最终找到满、汉之间差距之实质所在--“文化”落差。
    对此，试从“文化”层面，剖析和评论以下四个问题：
    1.传统“人事环境”，决定新、旧“战争理念”矛盾和冲突之必然
    皇太极即位之初，处于一个复杂、险峻的“人事环境”之中。按照努尔哈赤留下的政治格局，使皇太极虽为一国之君，却被一张严密多层的“满洲贵族网”牢牢笼罩。
    这张“网”的第一层是“三大贝勒”(24)，即三位兄长：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他们是皇太极最大的制约。第二层是“诸贝勒”，他们既主宰着八旗部队，又多为“皇亲国戚”，关键时候能够左右皇太极之决策。第三层是“议政大臣”、八旗固山额真和大学士，皇太极的意志和决策，必须通过他们来执行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