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己巳之役”给皇太极及满洲贵族深刻的教训和感悟
    通过“己巳之役”中诸多实例，可以看到皇太极及其满洲贵族摆脱旧有“文化”束缚的艰难、痛苦历程，看到“文化”中积极因素所起重要作用，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洲贵族也因此得到深刻的教训和感悟：
    1.大明王朝并非不堪一击，“入关”道路漫长而又艰巨
    整个“己巳之役”，满洲军队并非后人所说的“每战必胜，每攻必克”，除了阿敏的弃城引还，史料很少记载战役失利之处。此役第一阶段，从十一月初三，左、右两翼部队合围攻下遵化城，到十七日部队距北京城二十里驻营，半个月的西进过程，途经重要城镇有蓟州、三河、通州等地，但这些城镇是八旗军攻下的？受降的？还是路经未入的，史料记载均为含混不清，唯有“大军至蓟州”、“大军至三河县”、“渡通州河，驻营（通州）城北”这些简单表述(47)，看不出两军是否交战及其战况，这与攻克遵化、永平诸城绘声绘色、详尽描述，截然不同，大有“隐讳”之嫌。
    实际上“己巳之役”双方力量之比，相当悬殊，骁勇善战的关东铁骑，在明朝境内坚城高墙之下，优势尽失。战役之初，满洲军队能够“所向披靡”，源于明廷判断失误和措手不及。明朝后期，境内各种动乱四起，仅于“己巳之役”之前，先后就有八起之多(48)，此役只是其中之一。战事初起，明廷君臣误认有孙承宗之辽兵驻守，“建虏”（明朝对满洲的蔑称）无法逾越山海关、松锦一线。想不到八旗军借道蒙古，由北向南，攻破长城，直捣京师，并在京畿要地歼灭明军四大总兵之数万援兵，这才使“都人大惧”(49)，予以重视。从此役第二阶段起，战况就有变化，《满文老档》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载“是日，参将英古尔岱，自遵化遣人奏云：‘汗招降之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及我等后招降之滦阳十一城人俱叛。’”(50) 客观分析，“己巳之役”如果时间拖长，战局必定逆转。
    此役中，皇太极究竟是否攻打过北京城，史料均未详记(51)，但综合这些简略史料可知，攻打北京城本在计划之中，攻城所需之梯楯，均已备齐。攻城战斗也曾付诸行动。《清实录》所记“进兵”，与《崇祯实录》说“攻南城”，均应为北京城外的攻守之战。而《满文老档》所说“距城关南二里”，此“城”应是“北京城”。三段记载都记于“丁未”日，即十一月二十六日，无疑这天在北京城南之地，两军发生过激烈交战。至于战况，虽未详记，但八旗军未得便宜，碰了“钉子”，应是事实。
    至于皇太极为何决定停止攻城，现存两种记载：
    《清实录》十一月二十九日记：“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贤子然，朕闻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惟善抚我军，蓄养精锐，以之从征，蒙天眷佑，自无敌于天下矣。’遂止弗攻。”(52)
    乾隆时期昭梿(53) 所著《啸亭杂录》记：“帝（皇太极）率八旗劲旅抵燕，围之匝月，诸将争请攻城，帝笑曰：‘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54)
    昭梿之说，虽多被后人引用，但笔者反觉甚须商榷。按昭梿之说，皇太极将北京城“围之匝月”，只为“简兵练旅”。十万兵马，长途跋涉，浴血奋战，只为“简兵练旅”？昭梿说得也太轻松了，显然是为尊者“溢美”。此说连晚于其后成书的《清史稿》也不取，只记“攻则可克，但恐伤我良将劲卒，余不忍也。’遂止。”(55) 可见昭梿此说可信度不足。
    《清实录》所记，应该符合当时皇太极之真实想法。其“子贤终立”之说，“子”即诸贝勒，用最直白的话说，意思就是：你们如真行，今天不打北京城，日后你们也能拿下，你们如不行，即便今日拿下北京城，日后也会丢掉。此说虽然质朴近俗，但却意味深长！与其攻入北京城后无法据守而退出，不如等待时机，暂不攻城，这正是皇太极之高明。
    此外，停止攻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倘若继续滞留京畿，一旦明军各路“勤王”部队抵京合围，不仅会“失我一二良将劲卒”，而此前“两大贝勒”在途中发难时所说的“恐无归路”，将要成为事实，必须迅速离开京畿之地。否则八旗军即便攻入北京，按其素质，后果可以想见，充其量再现一次“抢西边”。日后李自成在北京的结局，可能就是皇太极的了。
    再次，八旗军的攻城之术，确实有待提高，强而为之，代价极大，这可从此役第二阶段中，部队久攻昌黎不克看出。当时昌黎城围攻不下，皇太极特命蒙古兵一起继攻昌黎，并以“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为诱惑，促其强攻，但仍不克。皇太极再遣精兵驰往，昼夜进攻，依然未果。皇太极只得亲自出马围攻昌黎。但城上滚木、檑石、火炮、鸟枪齐发，火燎梯折，满蒙军队面对明军坚城高墙、火炮檑石，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于是“上曰：‘既不能克，可退兵。’因焚其近城庐舍而还。”(56)
    无论是记史者掩盖八旗军西进途中的真实战况和北京城强攻不下之事实，还是对昌黎县数攻不克之记载，均显示当时满、蒙部队较之明朝军队，无论军事装备、作战技能，还是战术运用等诸多方面，均不在一个层面和等级上。一个边城昌黎尚且如此，如果进入中原，面对无数坚城巨镇、战略要塞，仅凭八旗军跃马横刀，逞匹夫之勇，焉能取胜？身临战场第一线的皇太极，将此看得真真切切。
    再有一点，就满洲大部分的贵族而言，还未具备执政的政治能力和意识。围困北京城时发生的一件事，使皇太极头脑更加清醒。
    十二月“辛亥朔（初一日），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上曰：‘诸贝勒可殿后，朕同两大贝勒在前，且猎且行。’比猎至海子，殿后左翼诸贝勒因逐獐，驰至上前。上见之曰：‘朕以尔等殿后，是以行猎，今尔等皆前来，谁在后军耶？’前来诸贝勒奏曰：‘臣等前进诚有罪，乞下众议。’上曰：‘尔等皆孺子也，忘殿后而贪射獐，故直至此耳。姑免议重罪，止各罚马一匹，给右翼诸贝勒。’”(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