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期间，由于城中粮草断绝，《清实录》记载，围困后期，城内景象惨不忍睹：九月二十三日八旗军得讯，城中粮草将尽。十月初十，城中粮食最终告罄，开始“人相食”。四天后又得知“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旦夕不能支。”到二十四日，惨相更甚：“有张翼辅者，怀人肉，自大凌河城内逃至。讯之，言：‘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守城明军）欲突围遁走。城内人先杀工役而食，今杀各营兵丁食之，军粮已尽，惟官长余米一、二升耳。’”(67) 逃难者身怀“人肉”以充饥，惨寰绝伦！
    笔者并非蓄意渲染惨景，因为有人看到如此惨相，受到极大冲击，思想由此产生巨变和升华，此人就是满洲皇帝--皇太极。作为战胜者，此时他看到的已不是交战双方之胜败，而是两支军队、两个民族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距，战胜者在失利者面前相形见绌，两者所具“文化”差距，骤然凸现。
    这里并非有意拔高皇太极之思想境界，更非笔者代替皇太极思想，而是史料明白无误地记载了皇太极受此振聋发聩巨震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悟。“大凌河战役”刚结束，皇太极迫不及待地下达一道谕旨：“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68)
    “读书”与“人相食”，两者有何关联？“大凌河之役”发生惨寰绝伦的“人相食”，是由“围城打援”的决策所致，但从“人相食”中折射出来守城者坚贞不拔、忠勇不屈、视死如归、意气轩昂之民族精神，则是皇太极闻所未闻。作为一个胜利者，他不得不为战败者折服、致敬！也不得不承认，能做到这些，正是这个民族所具备“义理、忠君、亲上”之品质。而形成“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和“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文化支撑和引导，恰恰是满洲贵族、八旗将士致命的缺失！于是，从“人相食”引出这个民族的“文化”落差，到产生需要读书明理以救之的想法，这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此谕下达，是皇太极在认识、思维、观念等方面产生巨大变化和升华之后的必然，也是他发自内心之真实感受。回顾天聪四年六月初五，“己巳之役”后皇太极责问弃城引还的阿敏等贝勒的一段话语：“……明兵两、三月间，何遂如是之强耶？彼岂有神术乎？果有神术变化，战而不胜，其来诚是。尔诸臣懦弱欤？抑兵寡欤？……我以尔等为人，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厚颜至此，可耻也！”(69)
    将此与“大凌河战役”后的谕旨对比，已是截然不同了：天聪四年的痛心斥责中，仅将永平四城的丢失，归罪于阿敏等贝勒失于救援，贪恋金银财物而蔑视手足将士。时隔两年，皇太极已将永平四城失守原因，从追究个人失职和贪欲中，上升到满洲民族整体的“文化缺失”上，感悟出“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之真谛。皇太极从质朴的愤恨和痛惜，转变为理性地认识到行为背后的“文化差异”，这是正视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文化撞击结果的正确态度，坦荡胸怀，使一个只认刀枪为真理的人，懂得了在强力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强大和不可剥夺之力量--文化。
    “大凌河战役”中，还使皇太极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忠勇之士”应该具备之品质，这也是“抢西边”的勇士不全具备的。此役结束，大批明朝将官投降，皇太极大都“原官录用”而“厚待之”，独“张春不跪”，不肯臣服。张春者，明军援兵将领，赴大凌河救援，途次中伏被俘(70)。对张春之倔强，“上怒，援弓欲射之。”经劝阻，“遂置之”。之后，皇太极派达海劝降，张春坚辞不就，并大义凛然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岂有军已覆没，身自求生之理？……我必自尽臣子之道，有死而已，断无生理。我已为尔擒，性命肌肤不能自保，纵加万刃，亦任尔意。惟我心在腔子里，非尔所能夺，此我之志也。”(71) 并以绝食求死。张春此番话语，强烈地震动了皇太极。
    张春虽为败将，但不失军人忠勇气概，激起皇太极的敬佩和爱怜。更使皇太极看到：满洲军队中，骁勇之将不缺，但具备这样“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忠勇之士不多，唯有“文化”之引导，才能使这些只知挽弓控刀的诸贝勒、八旗将士通过读书明理，使之成为具备“义理、忠君、亲上”品质的忠勇之士，进而使这支游牧部队真正脱胎换骨成为“欲得中原”的国家军队。
    在以往“抢西边”中，满洲贵族与八旗将领，习以为常的是大刀下的人头落地、马蹄下的鲜血四溅，以及杀戮、掳掠之后的痛快和满足。但在大凌河，皇太极看到了比刀箭、强力更为坚韧的精神，看到了“抢西边”永远也无法抢到的财富--先进文化抚育下的民族精神。满洲如欲将明朝江山取而代之，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是万万不行的。
    “己巳之役”是明清战争史上具有转折点性质的标志性事件，是满洲贵族、八旗将领新、旧“战争理念”转换之分水岭。皇太极通过此役看到“文化”在民族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更因战争的交往，他看到培育这种民族精神的“文化”底蕴，并由此生发为艰苦卓绝之生命力，奋勇顽强之支撑力，不屈不挠之抵抗力，这是满洲民族在生存、发展、强盛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文化和精神。皇太极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以后的顺治、康熙朝，乃至雍正、乾隆朝，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也是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形成的以满、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存互补的中华文化之基石。这就是我们从“文化”角度审视和理解“己巳之役”重要性之关键所在。
    ［收稿日期］2010－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