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左翼诸贝勒们直到被罚马匹，也没弄懂究竟错在哪儿。“海子而南”，有明廷专供皇家狩猎之禁区，皇太极在此狩猎，其目的很明显：借明朝猎场行狩，羞辱明廷君臣。因此，无论列队在前，还是护卫殿后，全是形式，只是做给明朝君臣看的。年轻的贝勒们根本不懂也体会不到此间用意，以为真去打猎，故而忘乎所以，越次趋前。要知“左翼诸贝勒”可不是一般将领，而是当时仅次于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下的最高军政将领，这里所指，即为大名鼎鼎的阿巴泰、阿济格等贝勒(58)。最高将领尚且如此，他人所为不难想见。行为不及，乃因观念不具，急蹙难就啊！皇太极深究无助，权以罚马促思，容其慢慢体会。
    上述种种，使皇太极由衷感到：这样一支虎狼熊罴之师，即便攻入北京城，也无法取代明朝政府和驾驭其空缺出来的国家机器。“入主中原”之路，艰难且漫长。事实也正如此，直到皇太极去世，终未如愿。
    2.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伐明”须有一个长期、艰难的理解过程
    天聪初年的满洲贵族内部因新、旧“战争理念”的不同驱使，对皇太极“伐明”决策，始终有着不同理解和反复冲突，且并未因“己巳之役”中两次冲突，以及战役结束而终止。史料记载，天聪七年六月，满族贵族内部又展开一场“以伐明、若朝鲜、若察哈尔三者何先”的争论，皇太极特命“诸贝勒大臣各陈所见。”(59) 根据史料记载，皇太极当时规定，时任八旗固山额真、部院主事以上的人物，包括三大贝勒、诸贝勒都要进行表态。(60) 可见“己巳之役”中争论了两次的问题，此时仍未定论，可能更为激烈，不然皇太极不会下旨发动这场“表态运动”。
    《清史稿》的“列传”中，费了相当笔墨，记载当时八旗诸贝勒、部院主事，以及一些重要贵族、将领之“表态”。但笔者在查阅中发现一个问题：为何不少身份、资历、职务相同的人，他们的传记中却无此“表态”记载？笔者按前面的思路设想：由于对皇太极出征伐明的决策，满洲贵族内部争论相当激烈，有赞同，有反对，有含混，有些甚至仗势不作“表态”。对此，《清史稿》之撰写者只能这样处理：对赞同者作如实记载；对反对者则不作记载；至于不愿表态者，当然无事可记。如此，既符合传统记史规则，又不违背史实，还从另一角度告诉后人，当时争论之激烈。
    据此，笔者根据《清史稿》“列传”统计：天聪七年符合上述条件的共有34人。这34人中无此记载22人，有此记载12人。12个有记载之人，2人表态模棱两可；10人明确同意伐明。这样，实际赞成出征伐明的11人（《清史稿》中“岳讬”的传记，不知何故亦无此记载。但岳讬当时是伐明的坚挺者，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代善、莽古尔泰发难，就是岳讬带领诸贝勒向皇太极表示坚决要求出征，才使这次伐明不致夭折。故此仍将岳讬列入赞成出征伐明者之列。）模棱两可的2人，无记载的21人(6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34人中，绝大多数均为太祖遗留之老臣，而“无记载”和“模棱两可”之人，均属此类，当为旧有“战争理念”之拥护者，这些人在天聪年间，无时不在牵制着皇太极，并影响着部队的意志和行动。而11位赞成伐明者，多为年轻的贝勒们，好在他们均为八旗之首领，手握兵权。他们除了英勇善战，还深受皇太极新的“战争理念”影响，长城南面的一切，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好奇和吸引力，而战争又以其特殊交流方式，向他们展示了汉族文化中先进灿烂的一面，这与他们自身文化形成巨大差距。差距产生好奇，好奇引起冲动，“变”就孕育其中。这是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可抑制的规律。
    事实上，满洲贵族真正扭转和克服旧有“战争理念”，要到十多年后的崇德年间，有史料为证：崇德七年二月，满洲军队俘获明朝重臣洪承畴，“上（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62) 这段记载的最重要之处，就是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从这不经意的五个字中，可以看出经过皇太极十多年之精心调教，诸贝勒和将领们在思想观念深处已有显著变化：从当初根深蒂固之“抢西边”，到现在随口答之“欲得中原”，这不能不说是满洲贵族及其将领们的进步，他们在“战争理念”上摆脱了旧有观念之束缚，完成了“量变”到“质变”之飞跃，此乃满洲民族之幸！更是中华文化之幸！
    3.反思“己巳之役”，皇太极思维方式、观念意识得到巨大升华
    “己巳之役”给皇太极带来真正的感悟和收获，不在当时，而在两年之后，天聪五年的“大凌河战役”。这是皇太极以“大凌河战役”之经历，反思“己巳之役”失败教训，真正找到了满、汉两族之间差距--满、汉两族在生存发展，或生死攸关时的“文化”落差。
    “大凌河战役”是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又一次对明战役：大凌河城位于辽东松锦一线，是八旗军入关通道上的一个明军重要据点。这年七月二十一日，“上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63) 如果大凌河城墙修筑完毕，将成八旗军入关之重大军事障碍。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大军直扑大凌河，试图阻止其筑城之举(64)。
    部队到达时，大凌河城已筑成，作战难度加大，屡攻不下。八月初七皇太极下令“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65) 事实证明，此扬长避短、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准确无误。整个战役，部队对城中明军实行严密围困，凡有出城明军，一律围攻歼灭。同时，组织精悍部队埋伏城外通道，只要援军来到，能歼则歼，不能歼灭，则将其阻击在外围之地，决不让其靠拢或进人大凌河城，以绝守城明军之望。经过四个月的围困，明军弹尽粮绝，守城将领祖大寿只得开城投降(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