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弥足珍贵的是，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华侨中尤其是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身上的联共与反共，关乎当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并且适时地进行了酌情处理。
    这两派的分歧，在1923年10月10日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初露端倪。这是一次动员华侨参加新时期斗争的大会。时任恳亲会会长的邓泽如在开会祝辞中坚持以原国民党为本位，不谈当时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和孙中山已多次强调的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一味强调要加强华侨同志团结，努力“造成一大中华民国党政府”。廖仲恺代表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孙中山宣示训词。他称赞俄国的主义和奋斗精神及缘此而出现的“新气象”，“愿吾人奋力猛进，毋让步于人”（19）。孙中山于10月15日莅会发表了演说，他赞扬了前此华侨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他又指出：现时国民党的党务还不如辛亥革命时期兴旺发达，“原因就是在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大不齐，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愿加入，帮助本党来奋斗。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做了官便心满意足”；“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此，他认为开这次恳亲大会，“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是在国内，在海外华侨中“进步也不很快”，原因也是“由于一般华侨党员，自以为革命成功，我是党员应该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懒，失却原来奋斗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处党务，至今都没有朝气，各处都是暮气很深，前途是很危险的。”基于上述情况，孙中山认定要“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而这必须得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巩固，本党的地盘才能够保守。”（20）上述不仅适用国内也适应于华侨的很有针砭性的铿锵演词，是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屡遭失败的很好总结，也有力地说明了改组国民党、输入新血液的必要。这实际上是支持了廖仲恺，批评了邓泽如的上述保守言论。
    可是，邓泽如等却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教育，他就在那次恳亲大会开会后一个多月即于1923年11月29日，以时任国民党广东支部支部长的名义，伙同该支部的主要干部、且多为华侨或与华侨关系密切的林直勉（曾任职三藩市总支部）、黄心持（曾任职芙蓉分部）、黄隆生（曾为安南兴中会负责人、安南筹饷委员）、朱赤霓（曾任职霹雳支部，后为南洋总支部部长）、林达存（曾任职联义粤支社）、赵士觐（广东支部党务科长，曾旅居美国）、邓慕韩（广东支部财务科长，曾留学日本，并在安南西贡华侨中宣传革命）、吴荣新（广东支部总务科主任）、陈占梅（吉隆坡华侨代表）、曾克祺（尚未查明）共11人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其主要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军阀主张，让其加入并将其主张纳入具体政纲，“则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而且认为国民党改组的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21）。邓泽如历来是孙中山反清反袁、护法斗争的有力支持者，当时正主持中央筹饷局，并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受孙中山倚托方殷。其他参与上书者也是多年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党国元老或故旧。孙中山当时曾对邹鲁说：“吾党之情感至重，同盟会以前之党员，亲如骨肉，无论矣。即至现在党员数十万散处国内外，仍能精神脉脉相通，共向革命，完全在情感。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原来之情感，参考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22）。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因缘，并考虑到现实状况，孙中山既坚持其既定联俄联共政策，又对邓泽如等采取团结教育和安抚的方针。他在对这一上书的批语中，一方面总结了过去革命的失败，表明了联俄联共的必要，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希望他们不要疑神疑鬼，细心研究，注意改良革命方法，以图进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是必须“服从吾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即坚持以国民党为本体，并遮断共产党“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23）。应该说，这都是孙中山的心里话，也很有针对性，还表明他所持的义、利、情原则，即以他的革命主义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义之所在，而以能否以人力物力支持促其实现为利之准则，以能维系全党团结为情的出发点和目的。
    从革命发展的进程看，孙中山虽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但他坚持对外联合俄国和一切受屈人民，对内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力图使广大华侨了解自己的意图，共谋团结一切民主革命力量，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一强大反动同盟，这既是爱国性民主性的表现，合乎国内外华人的心情，也是对中国人民和国民党有利的。而从华侨当时的处境看，华侨在侨居地开展革命活动也确有它的难处，在“一大”大会上，邓泽如在报告南洋群岛党务时说：“南洋荷属两处政府，对于华侨设立党务，限制甚严，故党务未能充分发达，然华侨同志皆能不因政府禁令而停止进行，故除政府批准设立党部外，其余皆在秘密中设立，而借普遍社团或学校商号等名目，以互通讯息。综而计之，英属现有支部六所，分部通讯处五十余所。荷属现有巴达维亚支部一所，分部通讯处四十余所，合计两属党员得有三万余人。”（24）安南河内代表发言称：“河内办党，异常困难；……回国后又惹人歧视，所要求者，就是希望党员回国有人保护”。檀香山代表称：“檀香山原来有五六万华侨，现在只有二三万；党员原来有五六千，于今只有五六百人”。也有谈到在困难中以斗争闯开路子的，如澳洲雪梨埠代表谈到：“澳洲支部，四年始成立，现有党员四千余，财产三十多万。从前有一中国领事，与我们为难，勾结当地政府，不许华人入埠，后来一致反抗，把此种苛例打消，此外尚有种种困难，都经同志奋斗战胜。”他希望国内派人到该地办党（25）。综上可见，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确有较大阻力，但究竟是畏难不进，乃至屈服于外来压力，甚者，有如孙中山前所指责的某些腐败华侨领袖的谋私忘公；还是像有些华侨那样想方设法，战胜困难，推进革命事业？它需要华侨作出明确的抉择。这显然贯串于国共合作整个时期。
    在国民党“一大”大会上，方瑞麟提出“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应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实即反对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合作。方瑞麟生于侨乡广东普宁，曾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奉孙中山命至南洋向侨胞宣传革命，民国初年被任命为南洋群岛宣慰大使。1920年曾组织东路华侨讨贼军，历来与华侨关系颇深。孙中山在“一大”开会期间的一次演讲里提到：他“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为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26）看来方瑞麟很可能对部分华侨中的上述疑虑情绪有所了解，他的发言代表了部分国内和华侨人士的右倾情绪。孙中山对这种情绪既有谅解，也有批评和解释。他认为这是因为“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而俄国的情况新近实有变化，但因“多数华侨不谙外国文字，不能依外国舆论之进步为转移”。而当前各国既已承认俄国，“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同时，他在这篇演说和随后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反复阐明了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不相冲突，俄现行政策“不过为解决民生问题之政策而已”（27）。在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时，刚从美国回来的黄季陆又捡起邓泽如原先攻击联俄联共和坚决反帝反军阀的论调，反对在“宣言”中列入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华特权等鲜明反帝内容。其理由之一是“华侨所在的地方，便是帝国主义的根据地，我们把反帝国主义纲领提出之后，首先受到摧残的必定是海外党部，我们将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28）。但廖仲恺等坚决主张列入上述条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宣言”终于添进了鲜明反帝光采。
    国民党“一大”后，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冯自由、方瑞麟、黄季陆等与华侨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反共人士继续和其他反共人士一道兴风作浪，一再炮制弹劾制裁共产党的提案，破坏国共合作，但遭到包括廖仲恺、彭泽民等在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比如，邓泽如、冯自由、萧佛成等在“一大”闭幕不久，就阴谋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廖仲恺等发觉后，即以冯自由等“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29）向孙中山报告，孙即传讯冯自由等，予以告诫。有的海外国民党组织也根据“一大”决议精神进行了改组。东京国民党支部在改组国民党时还特别强调：“一、予党员以训练机会；二、严肃党员纪律。”（30）但总的看来，在海外华侨中，这方面进展不大。
    三
    1924年发生的商团事件，由于广东侨商与家乡商界素来关系密切；广东的长期战乱，也阻碍着侨商在家乡的发展，所以，广东侨商对商团事件始终深表关注。陈廉伯、陈恭受等商团首领“又以实行‘公夫公妻主义’等谣言，诬诋政府”（31）。他们还造谣孙中山“要广州市做共产主义底试验场”（32）。这更加深了一些侨商对国民党将改为共产党的误信。有的原来同情孙中山开展反军阀斗争的报纸，如缅甸《仰光日报》也发表文章反对镇压商团，认为这样做将使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自绝其在中国前途之政治生命”（33）。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香港的英国报纸和一些港商报纸如《华字日报》等，更是“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34），这更在华侨思想中造成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侨团体或个人“多有通电，向孙政府责诘”（35）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和一些左派报刊纷纷发表报导、谈话、通电和评论，揭露诸如上述的谎言，说明事实真相。一些地区的华侨也闻而警悟，予以响应。如菲律宾华侨因遭受新的排斥，更亟图祖国统一强盛，特发起组织工团军，发表宣言称：“吾国不幸，天生军阀，不顾大局，弄至国将不国，工业不振，言之痛心。尤最不幸者，天祸吾粤，产出这班不忠不孝不义之陈逆炯明，犯上作乱，近又串通罪恶贯盈之陈廉伯、陈恭受等，不顾吾粤之频年痛苦，居然串通作乱，与国贼吴佩孚串通一气。三陈之罪恶罄竹难书，扰我北伐军之后，罪当何大。”表示愿“回国杀贼”，“保我河山，争我劳工自由，铲除民生障碍。”（36）荷属爪哇埠华商总会会长陈丙丁同情被镇压后的商团，开会募款赈济，但遭到李汉平等的反对，他们指出：“粤商团在香港拍来之电，此系属于片面消息”，并剖析当时广州并无共产其事，“而商会仅据广东商团一面之词，遂认为广州实行共产而代传布其电文，岂非荒谬至极乎！”而且提出：要募款抚恤的不是商团而应是被商团杀害的工人。结果陈丙丁提案遭到否决（37）。从上述二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侨上层和中下层对待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事业态度的不同及其矛盾斗争。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中央政权垮台，一度出现和平统一国家的曙光。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于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坚决表示要推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造成独立自由的国家”（38），并提出了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措施。不少华侨团体对孙中山北上及其所定方针表示支持和拥护。墨西哥华侨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要求“我国政治应依照孙先生11月10日宣言所列之方针解决之”（39）。加拿大倍斯古华侨致电给上海《民国日报》各报馆，表示：“孙中山先生所宣布之政治计划，我等完全赞成。”（40）还有的华侨如巴达维亚支部致电孙中山希望孙中山不要妥协，应“速组政府，实施政纲”，孙中山对此电作了批示，解释须量力而行，“并非有妥协之意味也”（41）。
    商团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北上途中访日，抵达神户时，部分日本华侨商人对孙中山不表欢迎，乃至有横加訾议者。神户南京町等华侨聚居地，竟出现以“爱国除害团”、“救国义勇团”、“扶义锄奸团”、“铁血团”、“广义公所”、“各埠在留华人救国联合会”（42）等名义，散发污蔑、攻击孙中山的招贴、传单。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于11月25日由东京、大阪、神户国民党组织举办的欢迎会上把商团事件的经过、商团首领同英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的内幕以及商团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指出如此叛乱成功，“广东便成了第二个印度”（43）。而在孙中山访日前夕，东京中国国民党支部已于11月22日发表宣言，指出：“近有少数缺乏理解者，有苟且偷安之心理，抛弃其本身利益之主张，以为国民奋斗之本党，反视为唯一非难之目标，于是言本党捣乱者有之，言本党为暴徒者有之，以私人感情之爱憎，作本党善恶之定评，人与党不分，是与非不问，甚至虚构事实，淆乱听闻，逞其诽谤之伎俩，倡为无稽之浮言。”宣言驳斥了捏造孙中山、李烈钧来日卖国的荒谬和广州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是“残害人民”的污蔑，指出：“殊不知商团者，非真正商人之商团，实英国帝国主义走狗之商团，其进行反革命杀戮农工阶级，劣迹昭然，此等反动势力不去，尚何改造之可言！”（44）孙中山抵达和离开神户时，都有包括华侨在内的数百人迎送，亦可见不少华侨中下层群众仍是热爱孙中山的。
    孙中山离日北上时，段祺瑞已重掌政权，宣称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并擅自决定召开军阀政客分赃的善后会议来代替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它遭到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坚决抵制。旅日华侨总会也于1925年1月召开大会，分别发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反对“善后会议”、并望欧美南洋各地华侨团体采取一致行动的通电。2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中华留日国民会议促成会，旅日华侨的废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因而更大地开展起来（45）。他们日益响亮地要求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取缔日本排华苛律，主张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
    但是，就整个侨界看，华侨资产阶级对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事业还是相当冷淡。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认为华侨资产阶级虽有能力给广州革命政府以经济帮助，“可是他们不愿意”（46）。而且，也有一些腐败的华侨国民党员“在侨居海外的华人中间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募集巨款”，实则敛财自肥，深恐反帝革命事业成功，使他们的“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47），因而极力阻挠破坏国共合作和正在坚决进行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如果，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掀起风波，在经济上，“显然，孙中山从南方华侨那里得到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48）。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华侨中下层群众亟欲冲破种种封锁和诬蔑革命的迷惘，走向进步。有香港商人分电海外各华商总会请勿予陈炯明叛军以资助，美洲致公堂和美洲华侨断然表示他们“对于陈系无甚感情”，不允筹款（49）。荷属华侨某些上层人固然和殖民者有勾结，甚至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相对立，但下层群众却日趋觉醒，他们与当地人民相结合共同反对殖民者，提出：“华人与士人，宜同心协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并打破资本帝国主义”（50）当时《广东民国日报》一则评论还说：“海外华侨新闻事业，进步颇速，渐得华侨各家之欢迎。目下暹罗、英属马来、法属安南、荷属东印度之华文报纸已不下五十种”，“华侨报界常居于一班赞助改革及谋进步者之前，从中指导，虽环境不良，亦能逆来顺受”（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