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上面论述中，我们似可看到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孙中山约于1915年写的《澳洲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词》谈到从兴中会成立到那时的“中间三变”，即从兴中会时期“党员极稀，外界压迫极大，以极少之同志，战极大之压迫，以求最大之目的”，其表现十分“卓绝”；到同盟会时期“加盟者愈多，所受压迫较少”，依恃“各党员相互感情之密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因而“群策群力”使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由同盟会而为国民党，人愈多，所受外部压迫更少。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涣散”。到中华革命党时期又“复振”、“猛进”。照孙中山的分析，关键在于“先须各党员淬励其互助之精神，而导之向于同一之目标”，即“非趋一党之私，实以为中国四万万人公共利益，且以为世界和平能否实现”为标准（52）。孙中山这里讲的是指华侨也是指国内，应该说孙中山和华侨关系的亲疏，是和国内党内形势的变化大致同步的。孙中山这里只讲到1915年前后，实际上，随后还有由中华革命党后期的亲到护法初期的疏，再到护法后期的由疏趋密，再到国共合作时期的有疏有亲。实际上，细密分析起来，各个历史阶段因各种影响而有地区、阶层的亲疏之别。至于亲疏的原因，孙中山特别强调是否听从党的主义，这自是重要原因，但他未谈到他的主义、思想、政策及其实践与华侨所处政治环境、经济和思想状况的相适应的情形，而这又如前面所论述，是决定孙中山和华侨亲疏的内在重要因素。诚然，形势在不断变化，华侨的义、利、情价值观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华侨领袖人物也因其地位变化而对义、利、情的要求及对革命的态度也有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更可见到前此接近孙中山的重要侨界人士的变化。有的前此叱咤风云，随后退隐未见；有的始终积极，有的转向消沉，甚者转向反对革命。不少回国做官的趋于右倾，在侨居地继续坚持革命活动的资深革命侨领非常少见。像廖仲恺、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瑷那样的坚定华侨左派更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总而言之，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单一的、直线上升的，不能用孙中山在某阶段某一场合讲的某一评语所概括得了的。其实际进程应该说是复杂多变、多姿多采的，需要我们结合史事分阶段认真考察。
    第二，华侨社会是既多受欧风美雨吹拂又和中国社会紧相联系的社会，其人物的心态和表现应置于中国和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即应和国际环境、世界潮流、中国情势、侨居地统治者和国内统治者的对待华侨的政策、侨社状况及其变化等等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除受上述影响、制约外，还有其所生地、家庭、个人等等和华侨社会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的趋同和歧异，都和他们在当时所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世情国情的观察密切相关。孙中山和一些华侨代表人士在联共问题上的分歧，亦可从这方面找原因。从现有资料看，邓泽如、黄隆生、黄心持、朱赤霓、陈占梅等在辛亥革命时期十分热心于民主革命，而到国共合作时期又是激烈反对孙中山联共的华侨重要人士，其本身多系中小资本家或职员，与帝国主义者、侨居地统治者没有明显依靠关系，他们所陈反对联共的理由，确道出了当时华侨资产阶级的部分困难处境，是这一阶级害怕共产一面的发抒。他们和廖仲恺、彭泽民、陈其瑷等华侨左派的分歧看来不在于阶级性（即通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别，而在于华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各有畸重的发挥和对达到民主革命目标的方式、途径、依靠力量的估量上的远视与短视。这种短视之所以比国内资产阶级更早更明显地出现，又显然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恶意宣传有着紧密关系。
    第三，孙中山很重视对华侨晓以大义，即极力使华侨接受他的主义、思想和使中国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道理，但他也了解到仅此要人们迅即接受并积极投入革命是不行的，而且认为人们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以及进步与保守的分别，所以在实际行动中，常常十分重视动以利与情。到晚年，孙中山因顾念一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同志有与自己立异的倾向，但他又一贯希图联合新老同志共同奋斗。因此，孙中山格外重视对老同志的教育、争取、团结。比如，邓泽如虽然反共，但孙中山在邓公开反共态度后，仍提名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任命他为禁烟督办（未就职）、两广盐运使、中央银行董事等要职，颁令嘉许其“体验时艰，实心任事”（53）。宋庆龄曾对埃德加·斯诺谈到孙中山这方面的苦心：“他有时说话是很保守的，这是为了投合听从的口味，因为他需要那些保守派的支持；他对文集内容的选择也很小心，以避免分裂他的追随者。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他经常这样提醒我，‘要用中国的办法，绕弯子，千万不可直截了当。’”（54）孙中山作为一个富于经历的政治家，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交织的当时，为了利于革命的进行，这样做是可以历史地理解的。
    第四，尽管这一时期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出现复杂多变，但还是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从主流看，由于中国和多数侨居地的社会矛盾没有显着变化，广大华侨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之下，他们的义、利、情追求仍和孙中山的救国救民思想相合拍。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钦仰孙中山的思想、主义和人格，视孙中山为其救星，即使在敌人对孙诋毁中伤时，不少华侨仍愿意与孙中山风雨同舟。就在一小撮人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神户时贴出反孙招贴、传单时，很多日本华侨仍对他表示盛大欢迎。孙中山逝世后，海外华侨纷纷表示悲悼，悼电悼函如雪片飞回国内。初步统计，唁电87件，挽联160余幅。（55）他们参加的国外追悼会就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越南、英国、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十余个国家地区近30个地点，许多华侨代表发表了感人的沉痛演说，如说：孙中山“非但为中华民国之父，爱护海外华侨之慈母，扶助劳工及妇女之恩人，且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良友，吾人应效先生之牺牲奋斗，实现其主义以救世。”（56）孙中山逝世后，许多爱国华侨继承了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遗志，在抗议国内“五卅惨案”和支持省港罢工中，日本华侨慨然表示“当以金钱铁血为国内同胞后盾”（57）；南洋群岛华侨亦“关怀祖国，捐款甚多，……尤以工商界为最踊跃”（58）；暹罗华侨闻讯即召开会议，“集合资本”购运大批暹罗米接济罢工工人（59）。在北伐进程中又出现“海外各地华侨，纷纷组织北伐后援会，进行筹款，为政府后援”（60）等等动人情景。经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招致的华侨状况的恶化以及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和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许多爱国华侨又积极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民抗战。此类大量史实表明：华侨工农下层群众始终支持和积极参与国内革命和建设事业，固不俟论，就是具有两面性的华侨资产阶级，本着其义、利、情价值观，也始终是以争取和维护祖国独立、民主和富强为抱负，不仅和孙中山也和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发展者有着共同斗争的趋向，尽管其间历有波折，但二者基本上能在爱国民主旗帜下情愫相通，互助合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特殊的贡献。即使是像邓泽如这样的华侨代表人物，在1934年去世前，虽未放弃其反共立场，但他和胡汉民等一道转而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也表明在其时飚然掀起的国际反法西斯浪潮和火热的国内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们对国内和华侨资产阶级意愿有认同趋向，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对孙中山反帝反军阀遗愿的一种临终回眸。
    注释：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12页。
    （2）广东省档案馆等合篇：《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3）《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
    （4）参阅《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370页。
    （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13年1月19日条。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66～67页。
    （7）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378～379页。
    （8）《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76页。
    （9）《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98页。
    （1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
    （11）《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
    （12）《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5日。
    （13）《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9日，与天羽弁论时间据《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91页。
    （1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
    （15）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日。
    （16）《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46页。
    （17）《大本营公报》第30号。
    （18）《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
    （1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12年10月10日条。
    （20）（2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458～459页。
    （21）（41）《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486～4487、4854页。
    （22）《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编，第391页。
    （2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3日。
    （25）《申报》1924年1月28日。
    （26）（2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1、111～112页。
    （28）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上），《掌故》月刊第41期。
    （2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16页。
    （3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31）尚明轩等：《双清文集》上卷，第679页。
    （32）（33）（35）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第314、355～356、308页。
    （34）（38）（43）《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4、294～295、385页。
    （36）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9日。
    （37）《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4日、5日。
    （39）（40）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28日。
    （42）大正13年11月25日、26日、27日兵库县知事平冢广义致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兵发秘等2615、2629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
    （4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2日。
    （45）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5日。
    （46）（48）李玉贞等：《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188～189页。
    （47）〔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1页。
    （49）《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1），第361页。
    （5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
    （51）《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3日。
    （52）本文收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4～645页，揆其内容，当为1915年前后，而不是1924年或1925年。
    （53）《大本营公报》第14号。
    （54）张戎、乔恩·哈利戴着：《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55）据《哀思录》挽联卷三统计。
    （56）徐友春等：《孙中山奉安大典》，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277页。
    （57）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26日。
    （58）《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59）《工人之路》1925年7月3日。
    （60）《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