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组织上调我给他当秘书，使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8年，面授、言传、身教，使我得益良多。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经受挫折不自馁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至今还铭刻在我心中，催我努力奋进。
    实事求是稳步前进
    建国初期邓子恢同志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当时林彪养病，罗荣桓同志未到任，由邓老主持中南局工作。有一次，毛主席找他谈话，说中央准备成立农村工作部，要他到中央来主持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他愉快接受了这个任务，于1953年1月开始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老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积极协助毛主席推进合作化运动，成绩斐然。1955年夏季，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与毛主席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邓老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他的这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是坚持党中央原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方针，但却被错误地批判为“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小脚女人走路”、“右倾”。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仍悉心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党的农村工作，关注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直抒己见。
    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飙席卷全国；夏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一轰而起。随着两个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邓老因病休养，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央开始纠“左”，但很不彻底，加上自然灾害，农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959年“十一”在天安门上，刘少奇同志与邓老个别交谈时说：“邓老，现在的做法破坏性太大了！”邓老同意他的看法。1950年9月，少奇同志让邓老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调查。邓老在山西、河北、江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四十条）。在这个条例中，邓老主张维持当时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础。1961年春，他又到广东、福建作调查，向中央报告了有些地方要求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指出这能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将是一个大解放。他的这些意见受到中央重视，并得到毛主席的赞扬。
    邓老认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还没有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曾多次与人谈过这个看法。1962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农村推行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很见成效。邓老的管理员刘志龙是安徽省全椒县人，有一次，他的亲戚到邓老家玩，邓老顺便了解他家乡的情况。他向邓老说了家乡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和好处。邓老听了，认为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当即于1962年5月派王观澜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同志调查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曾给邓老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邓老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说可以试行。随后，邓老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五场报告，全面阐述合作化的优越性，并着重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邓老到毛主席住处陈述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但未被采纳。这次会议大批“单干风”、“翻案风”，把邓老说成了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他又一次受到错误批判。
    邓老因主张包产到户，于1964年12月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没有错。1964年11月到1965年6月，他在广西玉林搞“四清”时，集中精力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试点。试点的结果是成功的，早稻大丰收。他在逝世前，曾几次对我说：“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有了利益就有积极性；没有利益就没有积极性。中国总有一天要实行包产到户的。”当今的农村改革开放实践对此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人民公仆心系农民
    邓子恢同志被公认是农民运动专家、农业学家。他摸透了农民的心，了解农民的苦，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说，我们是吃“官饭”的，保险。而农民过去历史上吃的苦太多了，他们全靠种地吃饭。生产受一点损失就受不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对生产有利，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为了群众的利益，他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邓老经常说：一事当前，不要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应该先考虑群众。没有群众，我们等于个零。他常为建国以后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快而叹息。他为工农产品剪刀差额过大（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特别是贫困山区差距更大，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这个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解决的还不够。邓老于1961年春，对公社化时期大办的公共食堂进行了调查，并向毛主席写出报告，大胆地提出公共食堂有害无利，必须拆散！
    邓老在广西玉林和桂林搞“四清”时，已是近70高龄的人。他除了搞“四清”外，白天经常到田间看看庄稼的长势情况。邓老怕白天误群众的农活，都是晚上开调查会。会上一面问，一面听，听着听着就和群众讨论起来。群众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都是铭记在心，认真考虑从政策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会后，他总要看看农民吃的什么，缸里有多少米，床上的铺盖如何，猪长得怎样，吃的什么，等等。
    邓老遇事为民着想。1965年春，我随邓老在广西玉林搞“四清”。一天我到市场看看，发现这里大蒜二分钱一斤却卖不出去，而当时北方市场见不到蒜。我回来后，向邓老作了汇报。邓老很认真，立即找广西区党委财贸书记贺希明同志（贺也在玉林搞“四清”），要他布置全自治区组织收购大蒜运到北方去卖，并说：如果中途有关卡阻拦的话可以找他。此后，当地的大蒜由二分一斤提高到一角五分一斤。同时，邓老又向玉林地委领导提出，电费价格太高，应按支农电费减价，稻谷价格太低，应按政策许可提价。玉林的领导按邓老的建议办了。这三件事，至今在玉林群众中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邓老身处逆境，仍不忘群众。有一次，他突然接到一群众从贵阳监狱里寄来一封血书，申诉自己如何冤枉被捕入狱。邓老看后心里很难过，让我把信速交中央办公厅处理。不久，这位被捕人被释放后，特地给邓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1972年，邓老逝世的消息传到贵阳，他又从贵阳特地赶来北京，因找不到邓老家的住址，只好在北京寄来哀悼邓老和慰问家属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