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间，敢于和毛泽东据理争辩；在受到不公正批判后，仍不改初衷，无怨无悔，可谓凤毛麟角，邓子恢就是其中的一人。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区工作期间，在探索经济建设时，曾提出在一定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后来受到批判。这一段“公案”颇有研究价值。
    一、邓子恢的“重商”主张和被批判的经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指出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入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工业化建设。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各野战军重新作了分工：第二野战军从中原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经略华中（后改称中南）。领导干部也相应作了调整。中共中央华中局由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未到任），邓子恢任第三书记。1949年5月，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南下，在开封与邓子恢会面。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华中地区实际情况，他们对华中区今后工作交换了意见。在执行毛泽东主席“四面八方”政策时，邓子恢提出，公私关系目前以私方为主，工商关系目前以商业为主。这在当时，是颇为勇敢的。
    根据上述思想，1949年6月初，邓子恢在河南省会开封市各界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好商业工作与运输工作，搞好内外关系与城乡关系。河南有许多特产，如烟叶、棉花、花生、小麦、鸡蛋、桐油、药材等。这些特产，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向外地运销的。因此，河南农村经济对城市的依赖很大。许多工业，如榨油厂、打蛋厂、面粉厂、（棉花）打包厂等等，都跟着这些特产的运输而发展。如果这些特产不能畅销外地，价格暴跌，结果不仅损害农民利益，商业也不能繁荣，许多工业陷于停滞，整个社会萧条。所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货畅其流，是河南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的关键。”[①]为了发展商业，邓子恢提出正确处理牙行问题。他说，如粮行、棉花行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仍是有用的。许多同志只看到牙行封建性的一面，而否认了牙行经纪人作用的一面，因而反对牙行，甚至想把牙行取消，结果防碍了商业流通，这是害死自己的愚蠢行为。
    这以后，中共华中局移住武汉，在探索城市建设方针时，邓子恢仍然主张从商业着手。
    1949年10月31日，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的报告，对华中各地城市当前形势的特点作了分析。他说，首先，商业比重大大超过工业比重。以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为例，据江汉关1946-1948年统计，农产品的出口及工业品的入口均达80%以上。武汉市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城市，工业生产及对农产品的销纳力量极其有限，实际上是外来工业品的集散地和农产品的转口市场。其次，私营经济大大超过公营经济。私营经济虽然居于优势，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城乡交易还没恢复正常状态。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扶植私营。无论工业、商业、金融、运输，都是如此。其中，基本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而当前工作重心则是扶助私营。邓子恢耽心有人反对，又补充说，今天，以商业为重心，正是为工业发展准备条件，而不是拿商业与工业对立起来，来与工业论先后，比轻重。在国家建设方针上，“重商”轻工的思想是不对的，工商并重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工业化这个基本方针，绝对不许动摇。
    同年9月，邓子恢在华中区首次工商贸易会议上，也提出必须与私人资本合作，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推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营贸易部门领导下，共同来完成恢复商业完成贸易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点，对他们必须采取合作政策而不是排除政策；必须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必须采取团结政策，而不是打击政策。在交友上，需要与他们往来，建立感情，互相研究，互相切磋，但又不要同流合污。当月，他在华中区税务会议上讲话时又提出，要发挥私人资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其破坏因素。
    邓子恢几次提出的华中地区在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内，要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在中央领导层中产生了不同意见，特别是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这篇讲话，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
    据华中局副书记李雪峰和秘书长杜润生回忆，这篇讲话传到中央后，引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注意，认为有点问题，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是依靠资产阶级的思想。后来中央领导人约邓子恢谈话说，中央所以同意华中局一段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是因为当时干部不愿下乡，城乡关系很不正常，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起了鼓舞干部下乡的作用。但长期下去是不合适的，重点不能转移。毛泽东也对以商业为重点提出质疑，说，“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里边就包括商业在内，不能把临时现象看成基本问题。他还说，在城乡关系上提以农村为中心，还说得过去；提出劳资关系以资方为主，这是和七届二中全会唱反调。刘少奇也说，你们提出问题，抓住加以解决是对的，中央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是手段，如提以商业为重点，手段代替了目的。应当说毛泽东、刘少奇对邓子恢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邓子恢回到华中局后，也作了传达、检讨。到此为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邓子恢是提法错误，工作还是好的。但不可否认，这次批评为后来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邓子恢遭受大的批判，一共三次。第一次是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谈话持续5个多小时。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除说他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外，还调阅了他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讲话，有提供“四大自由”和依靠商人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错误。这就第一次给邓子恢定了性。邓子恢被迫检讨。
    “大跃进”受挫后，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一些“左”的做法的弊端充分暴露。1962年邓子恢先后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共青团中央和中直机关下放干部会上，多次应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指出实行公社化后，农村生产力下降了。尖锐地批评了瞎指挥、高指标和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以及穷过渡等等。还说，“大跃进”所产生的“五风”，并不是从1958年才有的，而是1954年、1955、1956年就有了，1953年就有瞎指挥的现象。康生很快把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
    第二次受批判是1962年10月北戴河会议。当时邓子恢等领导干部积极主张包产到户，而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名要和邓子恢“唱对台戏”。他认为邓子恢是刮“单干风”，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毛泽东根据邓子恢以前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讲话，说他从1950年到1955年，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邓子恢在被迫检讨的同时，也把“武汉讲话”报送给毛泽东，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
    1964年2月，毛泽东在和外国党代表团谈话中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是国内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内纲领。这种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把问题提得更严重。
    邓子恢第三次受到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已经把他作为农村工作方面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无限上纲。过去说他是“依靠商人”，此时则说他是“依靠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