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
    现在看来，邓子恢当时从中南地区工业薄弱、经济停滞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城市建设以商业为重点，从商业着手，首先活跃城乡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准备市场，培养干部，是正确的。由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力量薄弱，私营商业占优势，同时由于私商顾虑较多，担心“喂肥了再杀”，积极性没有发挥，提出在一个时期内扶持和发展私营商业，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而且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即使提法上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有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解决。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找他谈话的批评是对的，后来几次上纲到路线高度加以批判就失当了。
    毛泽东后来对邓子恢的批判，原因是多方面的，即有认识上的不同，也有实践经验乃至思想作风和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值得探讨。
    首先是认识上的不同。50年代，我们对工业化建设缺乏经验，受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影响较深。我们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商品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人民公社化后，不少人又认为似乎商品生产越少越好，商品生产的时间越短越好。直到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受挫和“共产风”、“平调风”弊端充分暴露之后，毛泽东才提出要重新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认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的奇谈怪论，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为重要，极为有用。提出商品生产时期还是搞久一点好。
    但是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上，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看得比较狭窄。开始认为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还有争论。直到1958年毛泽东指出，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活资料是商品，这行不通。
    实现工业化当时认识是一致的，但资金从哪里来，一是靠工商业的自我积累，一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邓子恢显然是赞成前者而主张逐步缩小“剪刀差”的。
    邓子恢和党内高层领导人对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有清醒的认识，都主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差异是，多数人对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看得较重，主张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邓子恢主张在引导农民合作化的同时，允许农民适当扩大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陈伯达等人批判邓子恢是代表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的要求，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早在1948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邓子恢给刘少奇的信中就说：“在中国条件下，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是靠美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也不是靠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经营，也不是靠中国式的富农经济；在目前阶段中，发展中国生产力最普遍、最进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中农式的小农经济。”土改后的富裕中农也有两重性，固然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一面，但不是主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基本的方面。他们主要是勤劳致富，而在致富后，既能多给国家作贡献，还能带动、帮助别人致富。
    解放前的旧中国，私营商业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有矛盾、有斗争，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人们对它前者看到的少，后者看到的多。解放初期，私商又有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的不良行为。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认为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五种经济成分缺一不可，私营商业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细读邓子恢的有关讲话，他对私人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建国初期，他在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的斗争中并不手软。在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时，大力扶持促进其恢复和发展，也很坚决。这都是正常的，谈不到他站在“依靠商人”的立场上。
    中国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根深蒂固。知识界尤为清高。轻商观念，就是在伟大人物身上，有时也有反映。毛泽东熟读经史，知识渊博，但他注意的还是偏重政治、军事、文学、哲学等方面。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最不愿提起、最不愿接触的是金钱，视阿堵为无物。这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认识他对邓子恢“重商”主张会是一个什么想法吗？
    邓子恢则不然。他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他在青年时期，曾在江西崇义县经历过8年店员生活。他亲身体验到，商业虽不直接生产产品，但通过交换，可以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变死物为活物，可积累财富。同时也感受到旧社会商人经营的艰辛，能够正确评价他们。参加革命后，邓子恢长期从事财经和后勤工作。他曾担任过中央苏区的财政部长，在那么狭小贫瘠的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活了那么多军队，支援了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政委，注意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等于和敌伪顽作经济斗争，每年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支援物资款项。在任华中分局书记期间，也能向中央提供财力支援。我们访问过和邓子恢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承认邓子恢非常注意市场动向、行情和价格信息，能作市场预测和判断。他注意流通领域，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商品的加工、储存、调运和销售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他的“重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对国内外重大问题非常敏感，能够从总体上指明前进的方向和达到的目标，而对为达到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工作细节，似乎不大感兴趣。邓子恢则不然，他不但积极参予宏观决策，而且注意具体的工作细节。所有和他一块工作的老同志都承认，邓子恢非常精细。比如解放初期他从开封移往武汉，途中发现某地一块银元能换几百元人民币，就预感货币可能贬值，物价上涨，便急筹对策。以后他发现鸡蛋异常便宜，积压严重，他就认为市场停滞，管得过死，及时指示采取灵活措施。
    邓子恢调查工作也非常深入具体。战争时期，他除了采取座谈会的方式外，还换上便衣，到群众中体察民情。建国后，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在下边调查。他亲自到农家看囤内有粮无粮，缸内有面无面。当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致使许多农民生活贫困，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总是痛感内疚。通过调查，他扩展了视野，加强了认识深度，所以才敢在毛泽东面前为民请命，据理力争，不稍退让，才能把自己的得失不放在心上，经受了长时间逆境的考验。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他向毛泽东推荐包产到户，有人劝他不要为这冒风险，邓子恢回答说，如果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毛泽东和邓子恢为探索中国建设的路子，都付出了全部心血，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子恢的个人牺牲更大一些。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行者。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注释：
    ①1949年9月5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