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十二日北京电，据汉口确实消息，伦定教士已由匪释回。”
    这是刊载于1922年1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一则题为“豫匪释回伦定教士”的报道，它意味着又一名“洋票”在被闻名天下的河南土匪绑架后死里逃生了。对于生活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读者而言，这类匪患的报道太司空见惯了，未免有些漠然视之；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则报道的内容又太陌生了，或许会产生另一种含义上的漠然视之。75年前的新闻早已泛黄，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则要从这泛黄的新闻开始了。
    票者，人质也；本票，中国人质也；洋票，外国人质也，尤指西方人质。当闭关自守的历史无法延续时，身份各异的外国人便摩肩接踵而至了，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也就有了新的目标，洋票遂成为民国时代的新名词而风靡一时矣。令人感到不幸中有幸的是，一些最终摆脱了土匪魔爪的洋票痛定思痛，写下了一批回忆录，将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洋票经历进行了全方位的追忆，使后人有可能得窥其间一二。本书收集的即为25位洋票所撰写的26部（篇）回忆录的译稿。上述报道中的伦定教士（即现译为安东·伦丁者）所着之《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一书也收入其中，使我们真正领悟到了这则25字报道的全部含义。
    本书作者包括美国人18名、英国人5名、挪威人和德国人各1名；其中传教士17名，旅游者3名，记者2名，作家、外国在华公司职员和外籍医生家属各1名。他们被绑架的时间最早可上溯至1920年，最晚的则在1937年。被绑地点广布于辽宁、山东、福建、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河南、安微、绥远、河北、香港和澳门等14省份及地区。通过这些洋票的笔端，我们仿佛走进了土匪的中间，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在处理洋票案中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那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无不一一毕现于我们眼前；土匪对待洋票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历历在目；千疮百孔、苦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走入了我们的视野之中。这份通过洋票对土匪乃至民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细腻，以致我们似乎听到了苦难中国最底层所发出的不绝的呻吟声。
    然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洋票回忆录带给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故事，而是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不堪回首的民国社会，从中有所领悟；这些洋票回忆录意味深长的表象和内涵既应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对象，更应令广大读者兴趣盎然回味无穷。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漠然视之的历史。
    一
    “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是洋票们对土匪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洋票们极为惊诧地发现，绑架他们的土匪并非毫无知识的恶棍。恰恰相反，在从事这一勾当前，他们中的不少人接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过颇为辉煌的过去。他们或留学国外，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在军事院校内得以深造，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们曾是政府官员、军官、乡村小学校长，更多的是普通行伍出身。有些士兵曾赴欧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见过洋世面会操洋文，而且还娶过洋媳妇。然而，这些一度有头有脸的体面人物最终沦为了人人不齿的土匪。据洋票们看来，官员们的堕落多半因官场失意，官兵沦为土匪多系原先的军队在军阀混战中败北而成了“失业者”所致；军界的失意者和逃兵也是土匪来源之一；善良的农民因犯罪被官府满门抄斩，或在乡间遭人欺压，于是报仇雪恨的开场白最终演绎成了变态杀人狂的结局；有的农民因被官兵诬为“通匪”而被逼为匪，其中也不乏在匪帮大肆掳杀下被迫加入匪帮以求活命之例；乡间游手好闲之徒和惯匪也是土匪大军的“后备役”之一；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摆脱的生存压力使更多的善良百姓被迫落草为寇。那位曾是小学校长的就因入不敷出，万般无奈之余抛弃了那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弃教从匪”。这其中的心情，竟连被绑架的洋票也洞察了几许。
    绝大多数的土匪行为归属于经济土匪的范畴，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土匪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据洋票们的观察，不少土匪并不乏哲学思想，他们充分意识到了民国以来各种各样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这种知识启蒙使他们怀疑起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传统观念，怀疑起了分配不公触目惊心的社会制度；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应得的权利和尊重，而不仅仅是追求被收编为官军的旧有理想；他们认为只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斗争形式，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才能出现，国家才会再现和平和安定。“明主还没有露面呢”，这是土匪们表达其政见的一种说法，虽然显出了救世主传统理念的痕迹，但其内涵却大为不同了。更有不少匪帮梦想着扩充实力成为当地的主要势力，进而直接成为未来的统治者。洋票们认为中国许多省份的执政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爬上了权力之巅，故而这种梦想倒也不见得荒谬绝伦。
    匪帮内部的组织构造和职责颇为分明，这是洋票们一致公认的现象。只有显山露水的土匪才有可能成为匪首，匪首要赢得部下的尊重，不但需要具备与众不同的才干，而且得有充分的自我表现能力。匪首拥有分配权和指挥权，享受较好的物质待遇，同时更有责任鼓舞“士气”，调停匪帮内部的纠纷和冲突，惩处“违纪”的土匪。虽然彼此曾歃血为誓，但匪首有时对部下却并不信任，坐地分赃时尤甚。然而，每当面临事关前途的重大问题时，土匪们便会以大会形式共商决策，颇有民主之风。受过教育的土匪多担任“军师”，负责替土匪记事写信，出谋划策。年长的土匪虽然通常以看家为业，但却往往是佛事的主持者，他们的丰富经历使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巨大的影响力。受伤或生病的土匪会得到照顾，但每当被追击逃命关头，他们却免不了被弃道旁的可悲命运。土匪的武器多半为走私而来，或是从军队中偷来的。由于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武艺之差可想而知。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匪首们还不惜重金收罗无业的白俄军官充当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