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对待妇女儿童的态度是洋票们特别注意的另一面。安营扎寨后，土匪们往往先要祭奠一番，这是害怕被他们残害的冤魂前来索命；出于内心世界的极度恐惧，他们的忌讳也特别的多，从某些特殊的动作到某些特殊的言辞；他们嗜好鸦片，一则为了过瘾，二则以此治病，三则将它作为黑市货币交换用时的“硬通货”；他们拿洋票尽情取笑，通宵玩麻将，射猪打猎，看猫狗打架，彼此说些低级笑话，反复炫耀得意的胡作非为，热烈讨论如何开销即将到手的赎金，听老土匪讲故事，哼小曲，读旧书报，为看戏擅离职守不惜让肉票趁机逃逸，等等。这些都是土匪日常必不可少的消遣节目。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土匪极为蔑视女性，这一方面反映在他们极为粗暴地对待女性，诸如强奸女性，玩弄女性，抢劫良家妇女为“压寨夫人”，肆意虐待乃至残杀这些“夫人”；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他们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上，他们认为直接谈论自己的妻子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女洋票思念丈夫被他们被视为猥亵下流之举。相反，女匪首因为地位特殊，一反常态地拥有着许多情人。然而即便如此她也不敢奢望爱情，对此充满着无言的伤感。
    “风高放火，夜黑杀人”的行为模式是土匪的“擅长”所在，恐怖、残暴的魔鬼形象是洋票们记载最多的内容之一。但与此同时洋票们还注意到了土匪人性未泯的另一面。首先，如同普通善良百姓一般无二，无论是祖先，佛教的菩萨，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他们敬畏笃信的对象，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里，任何无礼亵渎的企图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出于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宗教在这里显然使他们得到了慰藉。这份敬畏还折射到了被绑架的传教士和教徒身上，这些身份特殊者往往会得到意料不到的照顾。其次，不少土匪意识到了土匪营生的罪恶，对和平宁静的正常生活不胜向往。他们甚至向洋票们表示，只要能找到出路，他们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事实上确有不少土匪鼓足勇气走上了人生的正途。第三，土匪们虽然抢劫儿童，但并不乏爱孺之心。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绝不能子承父业，而是应该成为既有钱又有地位的正人君子。第四，动荡不定的土匪生涯使他们的性格有所扭曲，优柔寡断爱慕虚荣之余，他们的情绪极易波动，性格极为脆弱，喜怒无常。其人性弱点在此暴露无遗矣。
    二
    “兵即匪，匪即兵”、“兵匪一家”，这是洋票们对土匪与周围世界关系进行细致观察的结论之一。洋票认为，中国军队的军官多系暴发户出身，士兵多是抓壮丁而来。倘若军阀财大气粗，则相安无事，反之如几个月领不到军饷，当兵的便会改换门庭，投奔其他有钱的军队，或投靠某匪帮成为一新土匪。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匪帮就是昨日的军队，也有可能再度成为明天的士兵；“不是匪，就是兵--没有法子！”这是老百姓发出的哀叹。军队和匪帮使用同样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可谓势均力敌，故而使剿匪战争难上加难；士兵偶遇土匪时，非但不履行天职，相反狼狈不堪地夺路而逃；有些人既当兵领取军饷和物资，又充当土匪绑架洋票，或成为土匪的眼线出卖自己的保护对象；警察和土匪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在同一时间内土匪即警察的也大有人在。兵匪转换的原则仅仅取决于带兵掌权者满足其追随者的程度，如此而已。
    各股匪帮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某些强大的匪帮甚至建立起了相当规模极为恐怖的“土匪王国”--土匪村。在这些势力范围中，土匪向乡民乃至其间的外国公司公然勒索所谓的“保护费”，强迫乡民们供养他们，为他们做牛做马，终使整个区域成了他们的大本营。土匪则向这些“臣民”提供免遭其他匪帮的骚扰来作为“回报”，或做些修路铺桥之类的所谓“善事”。那些试图拒绝土匪的勒索，或进而试图围剿土匪的外国公司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无法生存，只得关门大吉了事。匪帮之间既有持久的利益冲突，又有暂时的狼狈为奸。他们既要提防官兵的进剿，又要对付其他山头匪帮的偷袭。当外来匪帮不识事务地妄图插足当地匪帮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妄图抢劫当地匪帮业已到手的洋票时，外来者定会遭到致命的迎头痛击，被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同匪帮之间的勾结多体现在转手倒卖被绑架的洋票上，因为这纯属公开的“买卖”，所以颇受保护。勿庸置疑，在匪帮控制的区域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秩序和法律，如果果真存在的话，那一定是土匪王国中特有的“秩序”和“法律”了。
    乡民和土匪的关系属一悖论。毫无疑问，土匪是乡民们极为恐怖的对象。土匪在乡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凡土匪铁蹄所至，无不仿佛世界末日之将临；乡民们谈匪色变，害怕土匪远甚于战争、饥饿和灾害。在这里，对这种恐怖的想象无论多么丰富都是不会过分的。对于加入匪帮者而言，他必被整个家族所唾弃，返乡时甚至会遭受被亲友所杀的命运。乡民们对土匪的仇恨由此可管窥蠡测了。然而，有时乡民们和土匪竟能“友好”相处。乡民们不但不敢得罪土匪，相反还要强颜欢笑地奉承土匪，进贡钱财。究其原委，一则为了达成某种默契，尽量避免土匪无休止的掠抢，二则为了在与其他乡民或外来入侵者发生冲突时得到土匪的帮助，三则期待从土匪去外村抢劫所得的战利品中能分得杯羹，虽然这种期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疾心妄想罢了。而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乡民从政府当局那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应得庇护，无助绝望之余，他们只得满含屈辱地“臣服”于土匪。这份特殊的“友好”关系在土匪村中尤为突出。在洋票的眼中，土匪仿佛是行为古怪的罗宾汉式的人物，在保护一些人的同时往往又会伤害另一些人。
    据洋票看来，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在处理洋票问题上形成了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从而构成了土匪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另一重要层面。土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第一对关系最为引人注目。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中央政府统治式微的状态下，各级政府对地方治安的控制能力江河日下。故而每当洋票案发生后，政府或完全不顾洋票的安危一味严加讨伐，或朝令夕改背信弃义令土匪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或因忙于权力争逐内讧而根本置之不理，或因害怕土匪的强大而逃之夭夭，甚至反过来和土匪拉拉扯扯地做些非法“交易”。中国政府当局处理洋票案的根本出发点是以真正中国官场式的做法去挽回面子，其具体有效的惯用伎俩便是收编土匪，于是一场新的兵匪转换过程又开场了。而在这收编过程中，洋票有时会成为与土匪谈判的“媒介”，在土匪的恳求下替他们在政府方面多进“美言”，或许也算是洋票得以生还后应尽的“回报”吧。
    第二对关系构成于土匪与外国有关当局之间。这里的外国有关当局特指外国政府当局、驻华使团、教会机构、新闻界和社会贤达等。出于对中国政府当局出尔反尔的怀疑，在土匪与中国政府当局谈判解决洋票案过程中，外国有关当局有时竟扮演了“中间人”或“保证人”的角色，这连他们自己也颇为尴尬。同时，外国有关当局在是否支付巨额赎金时常常进退两难。如数支付赎金自然会使洋票安然获释，然而一旦让土匪得逞，则无疑是在鼓励土匪日后在从事这一非法勾当时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在一般情况下，外国有关当局只有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才能直接出兵讨伐土匪，这种情况自属罕见。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外国有关当局有时竟与某些匪帮达成“协议”，要求匪帮保护其利益和安全。作为回报。他们容许这些匪帮在公海上享有普通警察的权利，对其他往来舰队行使“合法”的“检查官”式的特权，而这只不过是一小小的例子罢了。
    第三对关系即中国政府当局与外国有关当局之间。每当洋票案发生后，洋票所在国有关当局必出面与中国政府当局进行交涉，督促后者采取有效的措施营救洋票。这种交涉有些通过外交途径，有些则是运用非官方形式，有时洋票所在国甚至派出代表直接参与监督营救工作。事实上，这些明目张胆的交涉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在处理洋票案过程中，腐败的中国政府充分显示出了其无能、低效、推诿乃至故意回避现实的一面。中国政府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虽然也不乏矛盾之处，然而出于崇洋媚外的本性和息事宁人的心理，以及对外国势力对其政府予以支持的期待，中国政府当局对外国有关当局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尽情满足，极尽献媚之能事。
    三
    百姓惧怕官府，官府惧怕洋人，洋人惧怕百姓。清末以降的中国人对此神妙的三角关系无不心领神会，土匪更是深谙此道，其政治意识日趋清晰强烈。具体而言，土匪要绑架外国人的理由太多了。首先，洋票能成为和政府就收编进行的谈判时极有份量的砝码；其次，当官兵向土匪进攻时，洋票便可作为“高级”挡箭牌；第三，作为重要的人质，洋票可用以保证被逮捕的土匪家属的安全；第四，在某种情况下洋票还能充当土匪与政府进行交涉时的“媒介”；第五，勒索洋票经济上得益的可能性远高于本票，因为本票往往因支付不出高额赎金而只得撕票了事。总之，洋票的价值和地位较本票更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当洋票成为土匪手中的“肥羊”而使土匪欣喜若狂时，另一种或可称之为精神上的“反绑架”过程便也不可遏止地开始了。作为西方文明缩影的洋票体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给身居穷乡僻壤、与世隔绝的土匪带来精神上的震动和冲击，其强烈的程度甚于开埠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对土匪而言，这种震动和冲击所激发起的不但包括他们对外部未知世界的憧憬，而且包括他们对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的向往。透过洋票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二三十年代民国社会土匪身上表露出的这种憧憬和向往，这其中隐含的内容无疑是极为丰富和令人深思的。
    “芬兰在美国吗？从广州出发，顺风到芬兰要二三天吗？”这是打家劫舍于南海上的一位女匪首的世界观。她表示她早已知道有美国那样一个美好的国家，在一张旧报纸上她看到过一个陌生的城市，其中有许多奇妙的高楼大厦，而据说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对此她极为仰慕，希望她的儿子将来能成为米商，和那样的国家做生意，更盼望她的儿子也能拥有一幢象报纸上那样的建筑。所以当有人提及另一个“外国”芬兰时，她便自然而然地将它放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坐标系中加以识别了。诚然，给土匪心灵带来巨大冲击的首推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这和中国农村社会极度贫穷呈极为强烈的对照，远远超出了土匪的想象能力。这种冲击的效应首先表现在土匪盲目崇拜洋货上，无论是有价值的、无价值的，或是不知其价值的，土匪一概爱不释手，那怕是将莫明其妙的胸罩当作腰带、钢笔当作烟嘴也决不舍得放弃。其次，土匪对外国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高水准的生活质量达到了无法置信的地步。对于某些略通“洋务”的土匪信口胡说的“洋务”介绍，土匪们都深信不疑。
    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它的宗教、教育乃至外国人的生理构造都是土匪“喜闻乐见”的。他们理解了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圣经》宣扬的弃恶从善、博爱平等的教义，宗教歌曲优美旋律所体现的宁静详和，充满神圣庄严气氛的祈祷仪式，传教士与乡民友善相处的深情厚意，这些往往令土匪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感悟和觉醒。对于某些女洋票接受过正规教育，既能舞文弄墨，又会从事医疗护理工作；既会英文，又会操流利的中文，并且能歌善舞聪明伶俐，土匪们是既惊讶又佩服。窥浴后的土匪大吃一惊，原来外国女人除一双天足大脚外，浑身上下竟和中国女人一样，而外国男人也只不过有些与众不同的浓密胸毛和胡子而已。
    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误解导致土匪和洋票之间不少的磨擦和冲突。土匪们看不惯女洋票公然在河中洗脚，佩带校徽，且公开流露思夫之念；他们对于西方风俗中的接吻和握手大加嘲讽；一夫一妻制的真实性令他们大加怀疑，因为据他们所知，外国人是群道德败坏的群婚爱好者；女洋票不知中国文化中“龟兔”有侮辱之义，在墙上画兔子和乌龟解闷，引起了土匪的极度愤怒，几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出于宗教习俗，洋票不象本票那样向土匪跪下乞求，则被视为有骨气之举，给土匪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同文化相遇的另一结果必是交融。在仰慕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下，作为洋票的外国人在这特定环境下以其特定的方式传播着西方文明，他们因此得到了土匪一定程度上的礼遇和善待，当然这种礼遇和善待只是相对本票的悲惨遭遇而言。同时，在对西方文明大为惊奇、不解之余，土匪对此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学握手，学唱歌，还坚持不懈地学英语……与世人心目中土匪凶神恶煞的屠夫形象大相径庭，而这不正是深藏在这些昔日的良民百姓内心世界向善向美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吗？
    四
    洋票对绑架他们的土匪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从这一民国社会的丑陋缩影进而高屋建瓴地对民国社会展开了整体上的观察和评价，而民国农村社会正上演的那一幕幕场景更使他们感慨万千。
    据洋票们看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体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并没有走在社会发展的正道上，她在任何方面都够不上她自己所制定的准则；整个国家为一些在国外学得一知半解治国术的官僚所操纵，这些官僚毫无为民众服务的精神，所热衷的只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结党营私，收敛民脂民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常备军，而这些军队却被众多的大小军阀窃为己有，成为后者占山为王的工具，黩武主义的狼烟正弥漫举国上下。“中国是栋被分割的宅子，如果还曾有过这么栋宅子的话”，这是一位洋票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军阀连年混战的后果之一便是土匪蜂起。百姓同时受到上述三者的百般折磨，其痛苦自不待言。“中国成了土匪世界”，列强发出的“共管中国”的叫嚣此起彼伏，中国的“国将不国”正成为可怕的现实。对此洋票们不胜同情地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获得真正的新生，痛苦和流血迟早是难免的，而他们愿为中国获得一个好政府而默默地祈祷。
    洋票是民国土匪活动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民国土匪活动的总体观察格外深切。洋票们认为，土匪之存在于中国已有漫长的历史了，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土匪活动的目的性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土匪活动仅仅是为了谋生和自我保护的话，那么时下的土匪活动则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目的，一种能赢得某些东西的手段；土匪活动的疯狂程度已达无以复加的境地，城墙之外往往便是充满敌意的土匪世界；在土匪世界中，土匪是所向披靡、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以最野蛮和最残忍的手段统治着任人欺凌的乡民；在土匪罄竹难书的暴行之下，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一种死寂般的沉默。然而即便如此，深受土匪之害的洋票并未一味持仇恨心理，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为土匪们感到悲哀，甚至对他们怀有爱怜之心，希望他们终有一天会改邪归正。这是因为洋票们深知这些土匪之所以成为土匪的根本原因，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渴望生存，渴望自由，渴望正常宁静的生活。这份充满宽容的理解和同情显然是洋票们对中国社会直接观察所致，故而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客观和深沉。
    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破败不堪的家园，遭劫的村庄，荒芜的田野上尸横遍地，瘟疫四起，只有罂粟花正绽放着那心惊肉跳的艳丽；太阳旗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得得；乡民们呆滞的眼神，悲哀的泪水，一副万念俱灰的绝望……这就是洋票见到的中国农村的现状。洋票们还注意到，作为百姓保护者的政府及其军队素质低下，内讧不止，非但没有肩负起造福桑梓、扞卫家乡的职责，相反对善良无助的百姓无恶不作，其行为与土匪异曲而同工，令百姓害怕官兵甚于土匪。更有甚者的是，据洋票们看来，政府官员们惧匪如虎，颇愿依仗外国人获得一份庇护；他们属下的士兵对奉命保护的外国人的勒索同样的如狼似虎。
    在被绑架期间，洋票们与中国农民朝夕相处，彼此间从陌生隔膜到相知相亲，虽然其间不乏理解、不解和误解，然而人类真挚的感情交融最终超越了语言障碍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迥异。在洋票最初的目光中，中国农民不啻无知愚昧之辈，他们远离文明，远离时代，其生活之贫穷艰辛令人难以置信。面对这种闻未所闻的景象，一种既兴趣十足又颇为蔑视的复杂心态油然而生。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农民那真诚相待弱者的同情心，那善良勤劳的天性使洋票们深受感动，那导致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原因也使他们感到震撼，这些都令他们对中国农民乃至中国农村社会拥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同样，以往从未见过外国人、对洋票只是充满猎奇心理的中国农民也通过洋票或多或少地知晓了闻所未闻的外部世界，从此他们贫乏痛苦的精神世界不仅多了一份见识，而且更多了一份希望，一份梦想。在“同为天下沦落人”的这种特定环境下，洋票与农民们最终成了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
    洋票们还注意到了外国传教士在民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外国在华传教事业受到了匪患的严重骚扰，但传教士们与当地农民和教民友好相处，尽可能地保护后者免遭土匪的蹂躏，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和信任。教徒们对洋票竭力营救，表现出了格外的同情和照顾。土匪中也有不少教徒，对基督教怀有浓厚兴趣者更是不乏其人；有着教徒背景的本票往往会被土匪区别对待，有所善视。
    民国史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中正处方兴未艾之态势，这部以“三亲”者身份娓娓道来的洋票回忆录，则向人们提供了极为翔实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相信，本书的编译出版将有助于民国社会史、民国军事史和民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对广大读者而言，它将使我们更形象具体地了解民国社会悲惨、黑暗和动荡的真相，从中得到教益。而这些就是我们编译这部洋票回忆录的全部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