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同领导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承认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种领导权并存的同时，也注意到二者所起作用的不一致。理由是：
    1.从政治上看，国共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抗战纲领，两者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2.从军事上看，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领导的重要战役也接受了我党运动战的思想；3.从组织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和政治部门有共产党代表在其中工作；4.从两个战场来看，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抗日初期起了主要作用，而在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起了主要作用。
    汪新、王河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两种领导权同时并存，而共产党的领导权起了主导作用。”[（27）]
    汪、王二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似，“共产党仍然拥有民主革命领导权，国民党继续拥有统治权，只是在反侵略战争中国民党的国家统治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抗日领导权。又由于抗日战争从本质上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所以，共产党的抗日领导权不能不起主导作用”[（28）]。
    赵锡荣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共两党分别独立领导的两个战场是相互配合的，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对抵抗日寇的入侵起了主导的作用，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对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9）]
    “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承担了抗战的主要任务”[（30）]。“这个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上，主要的战役有：南口战役、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抗战，虽使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但在战略防御阶段也‘毙俘日军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人’，牵制日军达七十万人以上，而且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一百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这说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为抵抗日寇的侵华战争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它为粉碎日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还很弱小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担当起正面迎击敌人疯狂侵略的战略任务的，而只能够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执行从侧背打击敌人的作战任务。”[（31）]
    “但是，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便逐步转移到共产党方面了。”[（32）]
    “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转变使国民党失去了领导抗战的地位。”[（33）]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34）]。“这样，领导敌后抗战任务，就不能不压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了”[（35）]。
    “其次，从一九四○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36）]。“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豫湘桂战役前，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基本上没有大的战略行动。同年，虽然也进行了五月的随枣会战，九月的长沙会战，十一月的昆仑关战斗。但日本侵略者的茅头主要是指向解放区”[（37）]，“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负担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38）]。
    四、各自领导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根本谈不上共同领导。事实上，抗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国共两党各自领导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抗战，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的正面和共产党的敌后两个战场。
    邸继广认为，“如果从全国抗战这个全局来看，不难得出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及其政府也领导了抗日战争，然而又不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战的结论”[（39）]。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进行的”[（40）]。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由于未能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约束双方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政府虽然形式上是中国的统一政府，共产党也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受南京最高统帅部之统辖，红区也是国民党政府辖下的特区，但是国共两党仍然掌握着各自的军队，保留各自的政权。两党、两军、两个政权谁对谁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组织领导。实际上是在互不统属的形式下共同抗日，互为盟友”[（41）]。
    李茂盛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对抗外敌的共同行动，共同战争。作为共同战争，名义上的领导者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事实上国共两党是‘同吹抗日调，各用各的号。’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领导、两个军事指挥系统，他们各自保持对自己组织、政权、军队的领导权，合作进行抗日战争”[（42）]。因为：“首先，在统一战线上，国共两党没有统一的合作形式和共同纲领”[（43）]；“其次，在军事上，国共两党就指挥军队、指挥战争而言，虽然也曾有过战争配合，但谁也指挥不了对方的军队和战区”[（44）]；“第三，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不但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指导，反而依仗自己的权势，把共产党要求合作的良好愿望看成是向国民党的投诚”[（45）]。
    “总之，抗日战争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46）]。但是，“国共两党的领导权是不均衡的，不能等量齐观。国民党有大部分领导权，共产党有少部分领导权”[（47）]。
    五、领导权转移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有个转移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掌握着领导权”[（48）]，而“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49）]。
    夏以榕指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屏障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50）]。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会战，“严重阻击了日军的锐气，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实力”[（51）]。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属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还强调：‘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52）]。
    而“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者”[（53）]。作者认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跃居主导地位，掌握抗日战争与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过程，是渐进性的、不平衡和曲折发展的”[（54）]。其基本标志是：“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奠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实施领导的基础”[（55）]。“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56）]。“第二，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57）]。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最终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破产，表明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更趋低下”[（58）]。“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定”[（59）]。作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从国民党而转归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变化，集中表现在我党抗日反顽的复杂巧妙而成功的斗争过程中”[（60）]。即“发端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粉碎，渐显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和中间势力的政治组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初成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压退，告功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重庆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1945年9月15日”[（61）]。
    六、具体分析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的情况很复杂，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战是谁领导的，而应着重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秀鑫认为，关于“如何认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日战争是谁领导，而是具体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62）]。作者认为，“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63）]。“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64）]，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日是比较积极的，并作出了一份功绩”[（65）]。曾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会战，“多数爱国官兵，在抗日战场上也进行了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66）]。“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是独立地领导抗战”[（67）]。“在统一战线内部并没有一个共同纲领，根本谈不上共同领导”[（68）]。“国共两党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军队和政权的领导”[（69）]。因此，“国共两党是独立地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70）]。“第三，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1）]。“在两个战场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虽然对日军作了一些抵抗，也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总的趋势是大量丧师失地”[（72）]。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广泛地开展人民战争”[（73）]。“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抗击了日军的大部和伪军的绝大部分”[（74）]。
    乔志学、胥佩兰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时期，对于抗战领导权的探讨和表述，必须反映出基于客观事实的具体考察，避免机械的空间划分（如说我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或者简单的内容限制（如说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组织上是共同领导；军事上各领导各的）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中去分析。”[（75）]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的存在，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和模范作用的发挥，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抗战曾实施过领导。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而注定要推行的错误国策，使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与其实际领导能力和作用日益脱节，以至使中华民族的抗战面临分裂、妥协、倒退的危局。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审时度势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充分发挥了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军民的威力，逐渐承担起推动和坚持全国抗战的主要责任，在最终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6）]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关键》，《社会科学》（沪）1985年第9期。
    ⑨⑩（11）（12）《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论月刊》（中央党校）1985年第8期。
    （13）（22）《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14）（1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17期。
    （16）（17）《浅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8）（19）（20）（21）《试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5年第4期。
    （23）（24）（25）（26）《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
    （27）（28）《试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1期。
    （29）（30）（31）（32）（33）（34）（35）（36）（37）（38）《也谈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39）（40）（41）《也谈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42）（43）（44）（45）（46（47）《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试论抗日战争中领导权的归属与转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党史通讯》1985年第8期。
    （75）（76）《浅谈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军事史林》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