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26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以实视统一，复兴民族”[⑦]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包括东北的亲日派张作霖在内的北洋军阀。张作霖是日本推行“满蒙”独立政策的“捷径”。[⑧]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政府的眼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日本朝野上下态度不一。以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日本军方，态度强硬、企图进行武力干涉。日本外务省则主张不要露骨地干涉中国革命，而应打着“中立”的旗号，暗中勾结能为日本侵华利益服务的实权派。但无论是参谋本部还是外务省，其最终目的都在于破坏中国革命。日本当局针对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对立，决定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采取了引诱分化为主、武力威胁为辅的政策，软硬兼施，力图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其拉拢的重点对象是蒋介石集团，勾结他背叛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又积极支持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依赖日本、取缔民众的革命活动等。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力分化革命阵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武装保卫侵华权益的强硬政策。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以实力接收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日本立即派十几艘军舰侵入长江，调1500名海军陆战队增援上海。[⑨]币原在1月12日通知英国：日本将与列强协调行动，必要时驻沪兵力可增至三四千人。[⑩]根据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汉口日本租界对等文件》，币原命令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警告国民政府领导人：如果中国方面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发生破坏日租界安宁的“盲动”，日方将“断然处置”。[（11）]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下妥协了，便赶紧派人密告高尾亨：“国民党绝不会对日租界发难的”。[（12）]
    尽管如此，币原“协调外交”仍不能满足日本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军部内的强硬论抬头，猛烈攻击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主张日本必须改变对华政策，变“消极雌伏”为“积极雄飞”。[（13）]在这种外交背景下，出现了为维护日本侵华权益的、比币原更强的田中外交。
    1927年4月20日，黩武主义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受命组阁，成立了震动一时的田中内阁。他对华“积极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利用中国之不统一，而独占中国东北。因此他公开主张赤裸裸的武力侵华政策。他上台伊始，即以武力遏制北伐进军，阻挠中国统一。1927年3月，北伐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北上，进入山东省境。5月，田中内阁以保护在华日人生命财产为由，便不顾一切地派兵2000人至青岛，其目的是阻止北伐，夺取山东，为侵占中国东北铺路。由于日本的阻挠，以及中国国民党内讧，北伐军一时遭受挫折而缓进。孙传芳乘势反攻，来势汹汹。日本迫于北京、南京两政府的抗议，又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激烈，国际舆论纷纷斥责，同时，孙传芳元气已复，日本出兵目的已达，遂于8月间宣布撤兵，但仍谓保有“将来日本为不得已而施行机宜之措置”的“权利”[（14）]，随时都准备武力干涉革命。
    田中内阁又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名闻中外的东方会议。会议最后由田中宣布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规定了武力干涉中国的方针。会后，田中将东方会议决定的侵华方针密奏天皇，即举世震骇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中国，必行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权利”。这就是日本侵华的基本方针。田中还训令驻华公使芳泽，亦即只要国民党排除共产分子，田中内阁将援助蒋介石政府。
    1928年1月，宁汉合作，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再度“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直逼济南。山东军阀张宗昌与日本勾结，许以青岛及胶济路一切权利，要求日军进驻济南，阻挠革命军的迅速推进。4月19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侨为名，再次出兵山东。25日，熊本第六师团5000名在青岛登陆，随即进驻济南城外。5月1日，占领济南的北方军阀撤退，5月2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城。5月3日，北伐军同日军发生冲突，演成巷战，即济南事件。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出兵目的从“保护侨民”发展到“显扬国军威信”的惩罚措施。5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对北伐军提出限期强硬要求，8日，日军对济南城发起猛烈攻击。尤其9日、10日，不分昼夜，集中炮轰济南城内，死伤数千人。日本内阁会议又决定向山东增派一个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与济南第六师团配合，于5月11日占领济南城，连同第二次和第三次增兵，日军总计1.5万人控制了山东。蒋介石的北伐军，只得迂回济南北上，冯玉祥部亦往北京进军，张作霖在北京的地位便日暮途穷。至此日本遂面临如何对付革命军之占领北京以及对东北的可能进攻。
    1928年5月16日，田中内阁举行会议，决定如下方针：1.在革命军尚未到达津京地方以前，张作霖军如果要撤回满洲的话，将同意其回来。但要阻止革命军插足山海关以北；2.如果张作霖军与革命军交战或接触以后，才要退却满洲时，将不许武装的南北两军进入满洲。5月18日又宣布了阻止北伐军出关维持满洲全局的“和平与秩序”的政策。田中说：“满洲治安的维持为帝国所重视，假令有扰乱该地治安，或有造作扰乱该地治安之原因与事态发生，则帝国政府将极为防止，故于战乱进展之京津地方，其祸害或将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之治安，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的处置”。[（15）]由此可见，日本重视东北地区，十倍于山东。因此，日本驻华机关，根据内阁决定，一方面敦促张作霖从关内撤回东北，另一方面表示日本不阻止蒋介石北伐军进入京津地区，但绝不许进入“满洲”。同时，以军部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则阴谋乘张作霖败退之机，除掉张作霖造成东北混乱，又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动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1928年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充分暴露了日本吞并东北的狂妄野心。饱尝国难家仇之苦的张学良继起后，不顾日本的反对、阻挠和威胁，于1928年12月29日，在东北三省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宣布东北“易帜”，使田中内阁控制“满蒙”的罪恶计划彻底破产。日本对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一切干涉，完全归于失败。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不得不在一片攻击声中引咎辞职。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并没有因为田中内阁的倒台而告终，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使近代中日关系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所代替。
    注释：
    ①惠勒：《中国与世界战争》，第191～196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8页。
    ③〔日〕臼井胜美：《近代日本外交与中国》。
    ④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卷下，第137页。
    ⑤日本外务省档案：《袁世凯帝制计划一件，满洲举事及宗社党动态》下卷，第31页。
    ⑥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7～849页。
    ⑦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页。
    ⑧日本外务省档案：《袁世凯帝制计划一件，满洲举事及宗社党动态》。
    ⑨日本外务省档案：《英国对华出兵经纬》。
    ⑩日本外务省档案：《币原致芳泽电》。
    （11）日本外务省档案：《币原致高尾电》。
    （12）日本外务省档案：《高尾致币原电》。
    （13）《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93～94页。
    （14）〔日〕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1971年重印本，第24页。
    （15）《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