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18）]。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罄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19）]。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20）]奕欣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1）]
    3.认识到洋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22）]，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学其学”。“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知其所以然。“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23）]奕欣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24）]“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25）]
    5.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免肤浅，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
    四、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
    除上述外，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前两者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此不重复。[（26）]
    在军事观念上，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在中外军事较量中，洋务官员注意到英、法侵略者轮船、枪炮的坚利，认为中国兵器“远逊洋人”，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而且不足以灭“土寇”。“自有轮船以来，水师长龙、拖罾各项师船均成虚设，不但不能御敌，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27）]从而购置、仿造、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水陆战守利器”，包括步枪、岸炮、水雷。他对这些利器作了“考究”而“得其大略”，指出：“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关于洋枪，他说，各国都改用后门枪，“以其手法灵捷，放速而及远”。他把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的新式后门枪的“利钝迟速”作了比较：“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俾尔打呶精于美，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旧制”。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因此，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俾尔打呶枪，“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关于岸炮，他说：“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卜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所以，他购买了克鹿卜炮，“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28）]总理衙门奕欣等指出：枪“必须用最精之枪，一律之枪式，方能有济”，“各国所制枪式，日久日新，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又驾而上之。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29）]可见，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讲求以新式、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其次，采用西法操练军队。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操练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丁日昌在奏折中说：“他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有能不假系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濠中，凭以跃过二三丈之濠者；有能足缘单绳，手放洋枪者。其助攻常者，前者死亡，后者继进，并不反顾。因此，他奏请要在沿海“精练”陆兵10万人，以成“劲旅”。[（30）]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无事时“专讲操练”。[（31）]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操练甚严，指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的弊病，主张“取彼之长，救我之短”，严加操练军队。[（32）]
    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驾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李鸿章说：“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33）]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重要原因在于其“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34）]这说明，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讲究军事”、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根本”，主张仿照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35）]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
    再次，海防观念的近代化：建设近代海军、修筑新式岸炮台。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第一利器”[（36）]，因此，奏请购买、制造轮船，建立近代海军。丁日昌指出：“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37）]李鸿章认为：海防“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38）]他奏请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根拨轮船10号，合共48号。北洋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分驻厦门、虎门。[（39）]后来，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直隶）、南洋海军（两江）、福建海军。
    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如李鸿章建议：“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40）]丁宝桢具奏说：“此时修筑炮台，非仅如寻常守备，垒土累石，随便据险为之，遂谓可资扞御也。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精通地舆、深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或乘舟历险，或登山涉隘，远测近观，以定台基。台基既定，然后讲求筑之之法，方圆斜正，一一精审。务使彼船之炮不能遽伤我台，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41）]
    五、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42）]，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缫丝、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43）]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蘅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44）]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
    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如，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技艺观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45）]再如，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员素质差，成为乌合之众；封建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专制观念弥漫军队，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靖内，惧怕反侵略战争等等。
    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韬、郑观应、马建忠、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
    注释：
    ①⑤⑥⑩（12）（13）（19）（28）（29）（30）（31）（37）（38）（39）（40）（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以下简称《洋务运动》，第42、54、83、269、302、142～143、71、44～45、28、32、43～44、31、47、47、44、98页。
    ②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9～10页。
    ③（11）（14）（15）（20）（21）（25）《洋务运动》（二），第24～25、24、84～86、89、153、23、23页。
    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吴汝纶编，光绪戊申（1908年）印行，卷十五，第四页。
    ⑦同治十三年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洋务运动》（一），第89页。
    ⑧《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67页。
    ⑨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一），第50、53页。
    （16）（24）《洋务运动》（四），第18、30页。
    （17）（22）（23）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30、14、30页。
    （32）（33）（35）（4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吴汝纶编，光绪戊申（1908年）印行，卷三十五，页三十四至三十五；卷五十三，页四十二；卷七十二，页二十二；卷三十五，页三十四至三十五；卷十九，页七。
    （18）奕欣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60页。
    （26）详见拙文：《论洋务官员的人才观》，载《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论洋务官员的经济思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7）李鹤年奏，《洋务运动》（一），第87页。
    （3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36页。
    （36）曾国荃奏，《洋务运动》（二），第250页。
    （43）《清史稿》卷五百七《李善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12页。
    （44）《清史稿》卷五百五《徐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30页。
    （45）详见拙文：《论洋务官员的人才观》，载《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论洋务官员的经济思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