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着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62]。私宴如陈垣做东，由陈寅恪、胡适、柯劭忞、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63]。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加以环境幽雅，格调精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64]。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65]。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66]。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67]。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惨烈，欧洲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68]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69]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70]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正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至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
    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71]。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72]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当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8种[73]。
    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着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茹里安奖金赠与该所。此项资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着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74]
    袁同礼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伯氏来华时，曾与袁会晤。为此，袁事先曾向陈垣索还借用的《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75]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来华[76]。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王“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伯希和主动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其中“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下迄元、明，其着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钜，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在今日此诚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画集》既已印行，此为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解题，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风雨之剥蚀，恐原物毁灭已不少，则天壤一线之传，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彼乐而许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确如王重民所说：“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77]。
    九一八事变后，为争取国际舆论，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扩大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出于某种原因，“在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78]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份协助中方的努力，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美术学术团体发起主持，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术馆连续展出45天，伯希和与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中国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均未成功。这交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热烈反响，开幕式各界来宾达2000余人，法、英、德、俄、意等国报刊发表评论200余篇，应观众要求，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盛”[79]。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他先到北京，与当地学者会晤。5月5日、18日、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伯希和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80]。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词。该馆以涵芬楼为基础扩建，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着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着，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81]。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