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受伯希和影响的还有胡适和陈寅恪。胡适与伯希和的交往持续10余年，会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际，还有所接触。但他对有关禅宗史的道宣《续僧传》价值评判与伯氏不同，进而疑心后者的中文程度，对伯氏的学生也有些看轻。诚然，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115]。不过胡适的看法别有原因在。其美国留学背景令他对欧洲学术多少有些成见[116]，而在所结识的欧洲汉学家中，他与英国的维列、德国的福兰克（Otto Franke）等人更为投缘。只是伯希和的学术至尊地位，令胡适不能不特别在意他的品评。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车站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适当面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日记恰好缺载，从他人旁录中仍可窥知一二。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117]。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映则为事实。只是胡适认定的角逐对手并非梁，他后来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令有关专家们至今不明究里[118]，显然与伯希和所言不无关系。从此他对王国维的着述屡有质疑，而治全赵戴《水经注》案，既证明王国维动了正谊之气，也能表现自己更会严守科学方法（另文详论）。可惜胡的想法不错，取向不佳，仍难以借此预学术之潮流。
    与陈垣并称近代史学二陈的陈寅恪，虽然20年代就列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席，年龄毕竟小了一旬。他与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为敬重，其学术主张中不时可见伯氏的影子。学术渊源与范围相去甚远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来自他的认识。陈垣欲与伯希和通信，还要向他索取后者在巴黎的地址。陈寅恪极不耐烦应酬，即使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做东。伯希和对他也很器重，1938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Monle退休，陈寅恪电告愿为候选，胡适写了推荐信，伯希和则答应“允为助力”[119]。据说剑桥允聘其为汉文教授，陈以病目未应聘，后改聘牛津[120]。伯希和的推重仅及于王国维和陈垣，一则因陈寅恪的两部力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成书于1940年代，无由得见；二则陈早年多循欧洲东方学脉络，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勘中国旧籍内典。而在这方面，由于传承、环境、资料等条件限制，尽管他已超越前贤同侪，为中国学者最擅长此技之人，也很难在为数不少的欧洲专家中技压群雄[121]。伯希和本人即通晓多种外语。对此，国人或眩于陈寅恪所知语种之富，他本人却深悉自己在此国际学术领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时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122]抗战胜利后他将所藏东方语文书籍尽售与北大，也是一证。其转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国际汉学“祭酒”的态度，显然不容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外学术相互沟通，仍有各自的正统在。陈垣后来也回到禹域之内，讲传统政治史而得成正果，与陈寅恪殊途同归。后者更进而将本位汉语的工具作用发挥到极致，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据的历史新高。
    四
    “当国家承平之时，学者不得与他人同其荣，艰难时却不得不与他人同其厄，此乱世学者生活之尤不得不受政治支配也。”[123]这种过来人的伤心语确能反映其中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两国同遭侵占，伯希和在艰难困苦之下虽坚持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却告中断。战争结束，伯希和刚恢复正常工作，即因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葛兰言、马伯乐也先此一病逝一瘐死。而中国学者经历了更为长期的战乱之苦，牺牲惨重，遭遇相似，更加感同身受。1945年春得知马伯乐逝世时，方豪还为文悼念，及闻“伯希和之丧，乃以其着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124]恢复后的《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间死难的中外着名汉学家的生平简历，以为悼念。编者案道：“吾国自七七事变以后，国学名家，或忠贞自持，愁苦以终；或慷慨赴义，身膏敌刃。若张孟劬、冯承钧、张荫麟、吴其昌诸氏之逝世，姚名达先生之殉国，皆我国文化界之重大损失。而法国自论陷以来，学人艰苦，不下中华，汉学三大师，皆于战争期间，相继逝世。大儒凋落，冀北群空，此尤西方汉学界之大损失已。特辑诸大师事略，用资景仰。”其中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对其推崇备至：“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着。然详绎先生之着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
    翁独健的盖棺论定与30年代傅斯年所言一致，后者总结道：“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125]但是，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与水平也时常遭到挑战。早在191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的一些人就怀疑伯希和在莫高窟所写关于敦煌卷子的按语和评论是否属实，“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126]，进而疑心其所得遗书为赝品。晚年又有人不满他无系统着作，指其“惟乏组织与创造力，故无专门钜着。生平述作，多以书评式为之。”[127]前一怀疑容易澄清，后一指责难以解脱，直到当代，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仍不时受到质疑，或称之为“杂家”，或说他“主要是位语文学家。他对文献本身的兴趣要比对历史的兴趣大。”“伯希和从来没有出版过整部的着作，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短文，涉及的题目极为广泛：地理学、文献学、宗教教派等。”[128]对于“论者颇有以偏狭琐屑为先生之学病”的指摘，翁独健曾加以申辩：“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不宁失之广泛，此正先生之长处，奚足为先生病。”[129]然而，伯希和的本意，应无精确与广阔、专门与闳通的对立。对此所生争议，固然反映了不同学术流派的观念分歧，更重要的还是见识高低。就此而论，伯希和所为仍与沙畹关系匪浅。西洋汉学之所以到沙畹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在于他对这一领域的艰深博大有着切身体验，懂得“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因此沙氏“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以产生其卓特之贡献”[130]，不仅以此自律，更用以教学。伯希和对此心领神会，他涉及范围更广，治学更严。在评论赫尔满（Albert Herrmann）为哈佛燕京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时，他说：“就吾人现在知识程度而言，标题似乎略有夸张。而一人之工力，绝不能足成此种宇宙间如是广大之问题。既有人创其始，我辈个人应各就学识所及详究而补充之。”[131]文史研究，把握博通与专精为一艺术性之事，既有赖于各相关分支的进步，又须个人独创。集体攻坚，无非凑合，单枪匹马，则力有不逮。加以学术重在发明，而非编撰。高明如伯氏，多数所谓专着在他或为常识，而他的短评则往往是专着之上的创见。
    伯希和所受非难，并非个别偶然。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进入推陈出新的时代，西风所被之下重新解释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在缺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急于将旧知识拼成新系统，以博取时名，造成社会名气大者学问往往浅，学术高深之人却知名度有限的现象。早在20年代，柳诒徵即指出学者分为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两种，前者由实验室、图书馆产出，后者由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生成，“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但此等学者愈多，则学术愈晦[132]。20年代以后，中国不断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文人来华讲学演说，但所讲大都并非本行。伯希和虽然来华多次，却极少作专业以外的公开演讲。其超越理论家的严密研究，绝非一般浅学外行所能领会，而与中国当时的普遍学风不相融洽。以中国上古史为例，存在泥、疑、考、释四派。泥古囿于旧说，不足与谈学术。“疑古失于臆断，释古流于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于狭窄，且不是每一学人所能从事。”[133]以时名论，疑、释两派成名较速，声名较响，但牵强附会处实多，所以时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而考古之狭，如乾嘉之学流于琐碎，缘于学人功力识见有限。历此狭境而能贯通，则成正果，否则宜守一得之见。因为不经此境或功力不足，往往非臆断即比附。中古史亦然。有人评论“当代研究中古史成绩最着之学者”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近人多诟病考据之学，谓其流于琐碎，无裨世用。惟是史学以探求真实为最高理想，原不必悉以资用，则考据又乌可废？陈氏是书所讨论之诸问题，为吾国中古史关键所在，不但李唐三百年之盛衰兴亡而已。此本书所以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134]陈寅恪对乾嘉考据颇有微辞，而推崇宋代学术[135]；陈垣不赞成“空泛而弘廓”的思想史文化史之类，主张“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136]二陈精神均与伯希和相通。伯氏在掌握语言、版本较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极深，但仍为工具，目的还在研究历史，只是更具谨守阙疑与发明的自觉，其考据注释，不仅较许多通史更富学术价值，其通识与驾驭力也远在他人之上。大儒沈曾植的学问据说当时仅三数人懂得，而他与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牟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搀言。”[137]1919年，王国维翻译伯氏8年前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仍赞叹其“实举近年来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138]。可惜其《元朝秘史》研究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未能及身而成。伯氏死后，其天才加勤奋的学识只能由多人分别继承。欧洲汉学在路径转换、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高点却不免降低。1946年8月，德国汉学家福兰克因营养欠佳逝世，有人认为：“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139]从此，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影响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西方汉学进入新的阶段，而中外学术正统彼此主动融合的蜜月也随之过去，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即将开始。
    注释：
    [1]〔法〕苏瓦米耶：《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7期。
    [2]〔英〕彼得·霍普科克着、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3]胡光麃：《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1981年3月）。
    [4]《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
    [5]今圣叹：《国宝云亡》，引陈衡哲语，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109页。
    [6]《为国家作育人才文学院添聘教授多位、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岭南大学校报》1949年第91期。
    [7]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张元济诗文》，1986年版，第243-244页。
    [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9]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2卷6编，第161页。
    [10]关于伯希和的生平，参见〔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7期；翁独健《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另据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中国敦煌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1902-1904年间，伯希和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
    [1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12]迄今为止，关于此事的中文记载及着述多有舛错。其实早在1953年，日本的秋山光和依据伯希和的日记等文献写成《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成果》（《佛教艺术》第19、20期），已经作了准确的描述。
    [13]桐乡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宣统元年排印本。端方得知伯氏得宝，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称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任上（榎一雄编《敦煌の自然と现状》，讲座敦煌1，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翁独健前引文则称在京师，端已移督直隶。查端方任两江总督至宣统元年五月，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年十月罢官。
    [1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5页。
    [15]迟云飞：《端方》，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第75页。
    [16]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吴江陆翔译《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北平图书馆月刊》第9卷第5号（1935年9-10月）；王树柟：《河海昆仑录序》，宣统元年排印本；金保权；《裴伯谦先生小传》，陈澹然：《睫暗诗钞序》，均见《睫暗诗钞》，商务印书馆1918年石印本。
    [17]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燕尘》第2卷第11期（1909年10月），见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京都同朋社1984年版，第256-257页，译文引自严绍k3hc04.jpg《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18]1909年10月2日罗振玉来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9页。据甘孺（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伯氏“过京，赁宅苏州胡同……伯氏托其友为介欲见乡人，乃以中秋晨（9月28日）驱车往”。此说时间、地点、缘由多误。伯氏寓于八宝胡同，9月11日即离开北京，而罗振玉两度自称：“吾友董授经京卿康以此事见告，乃与同好往观”。参见救堂生《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序》，《贞松老人外集补遗·遗稿乙集之四》；《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12月）。
    [19]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据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石室书之在巴黎者，悉拟影照，已荷伯君慨然见许。”《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
    [20]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后序》，《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观堂集林》卷二三。殷墟一书，颇有疑为王国维代笔者。于省吾曾亲见手稿，力证传闻之非。
    [21]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第256-258页；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第155-156页。
    [22]罗振玉来函，《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00页。
    [23]罗振玉来函，《匋斋（端方）存牍》，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0），第164页。编者系是函于宣统元年冬，似以翌春为妥。
    [24]《匋斋存牍》录罗振玉函：“昨伯希和有信来……其来函已交授经，托陈仁先兄译呈，想日内当奉上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下）所录吴昌绶第121函：“伯希和照片四百八叶，已来一分，尚有一分可寄阅。叔蕴守定版权，盟约甚苦。”第124函：“授经来函，云法人伯希和又寄影片四百八叶，中多佚籍，拟传印十分，每分百二十元，比在中国价廉一半，绶已允其附股二分。”（第911、913页）吴函所指，当为伯氏所寄首批照片，即1911年王国维所说：“去岁伯君邮寄敦煌古籍景本数百枚”（《观堂集林》卷二一，第3页），其目录存于京师大学堂（《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74页）。据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罗振玉拟印伯希和所得之敦煌遗书，伯谓须照印费三千余元。经端方介绍，罗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张允之，并收罗预付影印费二千元（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1页）。《永丰乡人行年录》1913年秋条则谓：“往与伯氏约写影，端忠敏慨允出资。后忠敏废罢，乡人乃与沪上某估构合，偿忠敏金，由估任剞劂，乡人任考订。数年，估不践约。至是乃由乡人节啬衣食，独力任之。”另参《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998、1000页罗振玉来函第2、4。
    [25]《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5-1746页。1909年罗振玉见伯希和后，即函告汪康年有关信息，所以后者问张元济是否抄得目录。
    [26]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1辑。金氏1902年留学苏格兰王家书院，习政治经济，曾遍游欧洲诸国及美利坚，考求其人文学术。参袁荣法《金北楼先生家传》，同上。
    [27]《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5-186页。
    [28]《冯承钧》，《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王静如：《冯承钧教授传》，《燕京学报》第30期。
    [29]《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69-3170页。
    [30]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3-154页。陈垣此说，主要当针对伯氏。
    [31]《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32]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33]《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签名者为王力、李碧芸、林徽音、侯宗濂、陈之迈、陈岱孙、赵诏雄、朱君之、沈性仁、金岳霖、秦宣夫、沈有鼎、陈铨、熊佛西、朱自清、周培源、金岳荣、蒲薛凤、张荫麟、张真如、刘信芳、李健吾、时振纲、姚鸿翥、梁思成、李濂、张奚若、杨景任。
    [34]《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50页。傅斯年的辩辞在史实方面亦有舛错。
    [35]《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1935年1月27日《北平晨报》。此次签名者为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音、金岳霖、梁思成、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
    [36]《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37]高名凯：《马伯乐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38]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报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1日）。
    [39]《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78-179页。
    [40]《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王国维遗书》四二，1927年秋校印本。
    [41]《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4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43]《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
    [44]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第516页。
    [45]陪客中原定有刘承干，因服丧未至。参见《艺风老人日记》丙辰六月廿二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1页；《张元济年谱》，第127页。
    [46]《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28页。另据1916年7月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昨日哈园宴客，晤褚礼堂，知伯希和近日过此赴北京使馆武官之任。今日过乙老，始得其详。此次伯君过沪，张菊笙宴之，请乙老往陪。伯出《舜典释文》照片（并有《周易释文》），乙老劝菊笙及蒋孟平印之，菊笙许诺，然不知能付印否耳。”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96页。
    [47]《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三。
    [48]《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05页。
    [49]《永丰乡人行年录》。
    [50]《张元济年谱》，第169页。
    [51]《张元济日记》，1920年3月11日。
    [52]高名凯：《马伯乐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53]翁独健：《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另参《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
    [5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2页。
    [55][60]《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56]内藤虎次郎：《欧航集》，引自董康《书舶庸谭》，戊辰冬季武进董氏景印本，第4页。
    [57]《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陈寅恪来函1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58]《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5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9月26日，10月25、26日，11月20日。
    [61]高名凯：《葛兰言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62]《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63]致胡适函第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78页。
    [64]袁详辅：《漫谈谭家菜》，《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
    [65]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第126页。
    [6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63-167页。据樊守执说，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已经身故。另据伯希和《说郛考》，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百夷传》和《九夷古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6号（1932年11、12月）。
    [67]致伯希和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17-418页。
    [68]罗益增译《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旅欧周刊》第81号（1921年5月28日）。
    [69]太玄：《巴黎通信》，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70]《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
    [7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9页。
    [72]《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73]《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7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9-180页。
    [75]《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43页。编者系是函于1933年5月1日，应为1935年。
    [76]严文郁：《提携后进的袁守和先生》，《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1966年2月）。
    [77]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4-5页。1950年代初期，王重民曾指责英、法等国的“支那通”们嫉妒中国敦煌学研究一日千里的成就，“实行幽闭敦煌经卷政策，把这个学术研究运动绞死。不但不再寄给我们材料，就是对于我们到巴黎和伦敦去的学者们，有时不肯痛痛快快的让他们阅读和研究，更造出一种空气来，说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条件去研究‘敦煌学’，中国人是不配的。”（《敦煌文物被盗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4页。原文发表于1951年5月《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后文字有所改动）此说至少对伯希和不适用。直到1920年代中后期，伯希和还向王国维、罗振玉、李俨等人寄过敦煌卷子的照片。以后渐少，主因当是能去欧洲看卷子的人日益增多，而北平图书馆已将巴黎所藏大部照回。
    [78]《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79]1933年9月中法大学驻法国事务处主任刘厚报告《巴黎中国画展之经过》，《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1日）。
    [8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各该日条。
    [81]《法公益慈善会赠书东方图书馆昨举行隆重赠受典礼》，1935年6月7日《时事新报》。
    [82]《张元济年谱》，第489页。
    [83]《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8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506页。
    [85]《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9、213页。
    [86]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但伯氏所寄之书因此被中国海关扣压数月。
    [87]《胡适的日记》，1935年5月28日。
    [8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89]《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
    [90]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91]《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43-45页；第2编，第4页：《牟子考》，《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3号（1932年5、6月）。
    [92]《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6页。编者标点此节疑误。
    [93]《评王国维遗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52-68页。
    [9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记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53页。此说疑指刘复。但盛自称其1928年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讲授中国蚕学大受欢迎，而代理该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则说“听者不甚踊跃”。见《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
    [95]李宗桐：《旅法杂忆》，《传记文学》第6卷第4期（1965年4月）。
    [96]赵杨步伟：《欧洲游记》，《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1965年6月）。
    [97]《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438页。
    [98]《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99]《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9、410页。
    [100]《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6页。
    [101]《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102]《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1页。
    [103]《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
    [104]《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05]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06]《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
    [107]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08]《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旅欧周刊》第81号。
    [109]参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梁启超则是另一非正统论的倡导者。
    [11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55年1月24日。关于学术正统，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一大要案，牵涉颇多。饶宗颐教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则不止于学术范围。
    [111]《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12]《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113]1933年6月23日致蔡尚思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
    [114]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1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71页。
    [116]1926年胡适访欧时曾庆幸自己“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否则“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而此感想又是屡次被英国或欧洲人当面讥嘲美国文化的反弹。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8-29日。
    [117]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页。
    [118]参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1页。
    [119]《胡适书信集》中，第753页。
    [120]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着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第57页。
    [121]参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之成绩》，《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12月）。
    [122]《寒柳堂集》，第144页。
    [123]孙楷第：《评明季滇黔佛教考》，《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9页。
    [124]1945年11月2日致傅斯年函，1945年11月7日方豪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61、304页。
    [125]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26]《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8页。
    [127]《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5册（1941年7月）。
    [128]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第367页。
    [129]《燕京学报》第30期。
    [130]《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31]《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81页。
    [132]柳诒徵：《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133]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134]王育伊评，《燕京学报》第30期。
    [135]就史学而言，理解陈寅恪对宋代学术的推崇，关键在于参透他对《资治通鉴》、《通鉴考异》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要旨的领悟。
    [13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
    [13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丙辰六月廿二日。
    [138]《观堂译稿》上。
    [139]《德汉学家福兰克教授逝世》，《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