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屡屡侵扰台湾，台湾军民奋起抵御，成功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在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中，作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本文拟对道光帝在台湾军民的“抗英保台”斗争的主要举措作一考察和评析，旨在加深对近代中国台湾地区反侵略斗争史的研究。
    1840年8月初至次年9月底英“纳尔不达”运输舰侵扰台湾鸡笼海口前夕为止，为台湾地区军民“抗英保台”的准备阶段。1840年7月18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在“英船驶赴定海现在防御情形折”奏折中提及：“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2]道光帝于8月5日接到此折后即谕军机大臣，强调：“至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为此明令：“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着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3]自此，台湾军民“抗英保台”进入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此阶段，道光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严防，毋稍疏懈。”[4]其主要举措有三：
    一是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领导力量。首先，令闽浙总督邓廷桢由浙回闽，布置包括台湾防务在内的闽省防备。邓廷桢前因“英夷兵船驶入浙洋滋事”而赴浙。8月6日，道光命令邓廷桢“折回闽省”，着力筹办闽省防务。9日，又令邓“折回闽省”后，“务当督率将弁，于闽省近海口岸，认真防堵，以期有备无患。”[5]其次，令邓廷桢饬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与即将赴台的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筹划防务。8月9日，道光帝在令邓廷桢“折回闽省”的谕旨中，特别强调：“至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着该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6]王得禄奉旨赴台后于翌年1月18日上奏“遵旨会同台湾镇道商办防堵事宜”折，道光帝览及王得禄奏折，朱批：“勉力防守，设有英人侵犯，相机痛剿，以彰国威。”[7]加强台湾军事领导力量，是确保“抗英保台”斗争准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加强连接祖国大陆与台湾岛之战略要地澎湖的设防。1840年8月中旬，御史焦友麟奏称：“澎湖为闽省过台门户，欲固台湾，必守澎湖，并请于该处招募练勇。”道光帝根据焦友麟所奏，于8月21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英人滋扰，难保不觊觎台湾，而澎湖为紧要之区，不可不严加防范，着邓廷桢委派明干将弁，并责成该镇道招募练勇，勤加训习，严密防堵，以重要地而杜奸萌，是为至要。”[8]此后，道光帝屡次令闽省督抚加意防守澎湖。如，次年2月10日的谕旨中强调：“澎湖等处地方，尤为紧要，务须会同提督加意防守。”[9]
    三是允准闽省督抚之请，增拨台湾防务经费。1840年7月18日，邓廷桢奏请筹备经费银10万两，作闽省防务费用。邓建议：“闽省司道以下，州县以上，额支养廉内赏借银十万两，先由藩库存贮报拨款内动用，事竣分年扣还归款。”[10]道光帝在8月5日上谕中明示：“筹备经费银十万两，着准其在藩库动支，将来作正开销。”[11]至次年1月，10万两防费已支付无存。1月25日，护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再次奏请筹拨经费。奏折称：“惟闽洋袤延二千余里，其孤悬海中如厦门、台湾，固属最为险要，其次如澎湖、海坛、铜山等处，亦皆四面环海，无城可守。……际此攻守紧要之时，必须多拨防兵，雇募水勇渔船，以资截击，购置木筏，以堵窜越。……一切费用，不能不宽为筹备，庶免临时周章。相应据实奏明请旨，于福建藩库筹拨银二十万两，并请敕部于福建较近省份指拨银二十万两，迅即解闽，以资接济。”[12]道光帝接此折后即谕令：“着准其于福建藩库拨银二十万两，并着该部于福建较近省份指拨银二十万两，迅即解赴闽省，以资接济。”[13]
    道光帝上述一系列备战举措，有效地指导着台湾地区“抗英保台”斗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令王得禄赴台与台湾镇道会商防务的谕旨，对台湾的“抗英保台”准备工作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1840年10月17日，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联衔奏报了台湾“抗英保台”的准备状况，称：“兹复钦遵圣谕，与王得禄同心协力。该提督本老成宿将，遇事相商，更臻妥洽。统计现在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安平大港、曰四章、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苓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k3hc03.jpg，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八里贫口，曰大鸡笼。噶玛兰界处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全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地之师。其前提臣王得禄及诸厅县自练乡勇，往来巡查策应者，不在此数。……通计二厅、四县，团练壮勇一万三千余人，预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听候调用。臣达洪阿，仍统率自练精兵及陆路各营将卒，蓄养精锐，以待临时策应。”[14]
    应该承认，道光帝在此阶段对台湾军民“抗英保台”准备工作所发的上谕是积极可行的，台湾镇道依据上谕所作的各项“抗英保台”准备工作也是扎实有效的，这为下阶段台湾军民击退英军的屡屡侵扰奠定了基础。
    （二）1841年9月底至1842年8月底《南京条约》签订前夕止，为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阶段。
    1841年9月30日，英军运输舰“纳尔不达”号载270余名英军驶抵台湾鸡笼，“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台湾守军备起反击，“击沉夷船一只，杉板二只，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斩馘白红黑夷三十二人，夺获夷炮图册”[15]，首次取得“抗英保台”斗争胜利。自此，台湾地区军民“抗英保台”进入斗争阶段。
    此阶段道光帝对台湾军民“抗英保台”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抗英”务必“操必胜之权”[16]。为确保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操必胜之权”，道光帝此阶段的主要举措如下：
    其一，令王得禄由澎湖回台湾，以加强台湾岛内军事斗争的领导力量。6月下旬，因“英船两次滋扰铜山”，闽浙总督颜伯焘调王得禄“赴澎湖驻扎防守”。当时，道光帝感到“澎湖地方为台湾、厦门咽喉”，允准王得禄“驻扎澎湖”，“至台湾镇道等驻守，所有应办事宜，仍可就近相商”[17]。11月23日，当道光帝接到达洪阿等“击沉英船，擒斩英人”奏报后，即谕军机大臣等：“前任提督王得禄驻扎澎湖，现在台湾地方紧要，该提督威勇素着，熟悉海洋，着即移驻台湾，协同剿办。”[18]寄谕颜伯焘，饬王得禄回台。谕曰：“惟英人被歼之后，难保无大伙英船闯入滋扰，该督等接奉此旨，即饬王得禄迅速移驻台湾，协同攻剿。其澎湖防守事宜，着临委妥员前往。”[19]此后，道光帝又令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会议抗英保台事宜，“合衔具奏”[20]。
    其二，进一步落实台防所急需之经费。如前所述，闽浙总督早在1840年8月及1841年1月曾两次请拨包括台防费用在内的防务经费。1841年4月间，“省拨经费银十万两来台”，至9月底，10万两所存无几。为此，达洪阿等在奏报鸡笼大捷的同时，请旨拨款。奏折中说道：“本年三月，始经省拨经费十万两来台，现存无多，业经禀抚臣拨银三十万两来台接济，尚未解到。伏乞皇上天恩，饬下抚臣行司局赶紧委员起解接济。台澎可否另拨四万五千两，将道库备贮补足，更为有益。”[21]道光帝得报后，在11月23日向军机大臣下两道逾旨，称：“请拨军需银两，已谕知颜伯焘等迅即拨解台防同知仝卜年，准其专为局务”[22]；又称：“再据该总兵奏，道库仅存银五万余两，本年所拨经费银十万两，现存无多，请由省拨银三十万两接济等语。着该督抚饬司如数动拨，迅速委员起解，无误要需。”[23]
    1842年年初，道光帝旨准由省拨银30万两台防经费解到台湾。此款“归还前此挪垫及分给各属外，府库实仅存银十三万余两，道库备贮原有五万五千余两，又以南北两路逆匪滋事，动用三万两，所存无几。”[24]于是，达洪阿等于3月中旬奏请“饬部另筹经费五十万，拨贮闽省，专为台湾陆续接济军需。”[25]道光帝于6月4日令“户部速议具奏。”[26]户部提出的方案是：“拟拨福建本省春拨实地丁银三万两、春拨后续征地丁银四万两、广东省春拨实存地丁银十万两、封贮银十万两、湖南省封贮银十万两、芜湖关税银九万两、北新关税银四万两，以上共银五十万两，作为该处防堵经费。”[27]6月8日，道光帝允准户部所议。台防经费得到进一步落实。
    其三，高度赞扬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并对在台有功官兵时行嘉奖，以激励士气。11月23日，道光帝对鸡笼大捷称赞道：“办理出力，甚属可嘉”，并作如下奖励：“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28]1842年3月11日，台湾军民计诱英船“阿纳”号在大安港北搁浅，“杀毙白人一人，红黑人数十人，生擒白人十八人、红人一人、黑人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洋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29]，再次取得“抗英保台”斗争的重大胜利。道光帝得报后即谕内阁，称“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英人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英船浅搁，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重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着赏二品顶带，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着开单保奏，候朕施恩。”[30]为“鼓舞人心”，达洪阿等奏请“所有台湾出力义民，除劳绩显着者，随时专折具奏请奖外，所有义民，遇事出力，可否准令臣等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戴，俾得立时奋勇，无误事机，事后再行汇案具奏咨部，则台地更有裨益。”[31]道光帝“亦着如所请行。”
    其四，一再谕令台湾军民保持高度警惕，随时迎击英军来犯。9月30日，台湾军民“抗英保台”首战告捷后，道光帝即发出上谕，强调：“被歼之后，难保无大队英船闯入报复，着达洪阿等严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可因获有胜仗稍存大意。”1842年1月中旬，奕山奏称：“英人遣人回国，添调兵船，欲于来春分扰台湾”。对此，道光帝于11月18日谕军机大臣等，并传谕姚莹，称：“台湾为闽海要区，向系英人垂涎之地。此次驶入英船，复经该总兵等歼剿，难保无洋船闯入，冀图报复。现据奕山等奏：英人有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之语。该总兵等接奉前旨后，于一切堵剿机宜，自己先事豫备妥协。现在情形若何？有无续来滋扰？万一英人大队复来，该处驻守弁兵及招募义勇是否足资抵御？其如何定谋决策层层布置，可操必胜之权？着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定议，一并会衔具奏。”3月8日，道光帝得悉“台湾防守事宜，业已逐节准备”奏报后，再次谕军机大臣，强调：“惟该处地方紧要，英人屡经败衅，难保无大帮洋船乘潮驶入，冀图报复。着怡良等饬知达洪阿、姚莹并王得禄严密防守，务操必胜之权，不可因屡获胜仗，稍存大意。”6月中旬，奕经奏报“风闻闽、浙英船意图会同北窜”，道光帝得此报后仍提醒台湾守军保持高度警惕，认为：“英人诡诈异常，难保无故作此驶之谣，为声东击西之计，或欲再犯厦门，或就近驶向台湾，欲图报复，均未可定。”1842年8月，英军进犯长江下游地区，朝廷内外投降、妥协势力制约着道光帝。尽管如此，道光帝仍令台湾守军保持警惕。8月10日谕军机大臣称：“着怡良、刘鸿翱严密防范，遇有可乘之隙，即行相机进剿。其台湾英船，仍着随时确切探报。并饬知该镇道等加意严防，毋以天险人心两者可恃，稍存大意。”
    道光帝一再谕令台湾军民保持高度警惕，随时迎击来犯英军，一方面表明道光帝本人“抗英保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使台湾军民始终处于临战状况，增加台湾军民抗英斗争的斗志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