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孙中山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为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建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为现代化方案的基础。而在实施和推行方面，则致力于将理论化为实践，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并以三民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实施的权威武器。孙中山倡导的现代化，具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我们把一部中国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认识。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到，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始终不渝的政治实践影响了时代和以后的历史，他的日臻完备的三民主义构成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善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化为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与贡献，总结历史上先进中国人搞现代化的经验，无疑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一
    现代化一般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世界大潮，它以生产力跳跃式的迅猛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诸方面的更新与重构革命。然在被迫开放的中国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先行国的殖民掠夺和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于是，在双重刺激下，中国内部产生了现代化动力。
    近代以降，建设一个现代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全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少数“先知先觉”--有特殊经历、怀强国之梦的志士仁人与“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官僚们首先认识并发起的。早期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已对旧制发生怀疑，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器物层面上予以初步的尝试实践。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虽提出了全面变法改良的主张，却拘泥旧制而难以超越。然人们寻觅现代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表现得愈益强烈。其中能贡献一个局部甚至比较全面的方案者并不少见，然比之孙中山却相形见绌。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民主义及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建了一个可称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体系，虽不乏粗糙，却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要素。民族、民权、民生大致分别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工业化三大当务课题，形成了一个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可资操作的现代化方案，他也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付出了毕生精力。
    第一，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开埠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与工业文明而展示其优越性的同时，更以战争、赔款、割地而根本上阻断了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满清集团暴政压迫、丧权辱国叠加其上，使近代中国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诚如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民族斗争时指出的：“民族解放……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①a]。故民族主义列为三民主义之首决非偶然，辛亥前“反满”成为其中心内容更与此有关，“振兴中华”，首当“驱除鞑虏”，孙中山一再强调：“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②a]。鉴于清廷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故“反满”口号及其内涵本身即具有扫清道路的直接现实性与极大的社会动员意义。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帝。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并一再指出：“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国民之独立”[③a]，而必须通过“反满”方可实现反帝“瓜分”之目的。他后来又说：“辛亥之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瓜分政策”[④a]。这与其视为时代之局限，不如视为时代之要务。
    现代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享现代化成果。早期孙中山已力辟“今之革命，复仇其首”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以博大的胸怀去争取各族人民参加斗争，即使“满人”亦“许为同等之国民”，甚至“许可入党”[⑤a]，以建立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背后体现出现代政治原则。正是循此理路，辛亥后提出“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以实现“五族共和”[⑥a]。然此说也因只重五族而忽视其他51个民族而遭他人诟病。但以五族代表中华民族比之于满清独尊、民族歧视是一大进步，也是辛亥时期的一种共识。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会议上否决孙中山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议决代表五族共和之“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即为一证[⑦a]。到了20年代孙中山自己也否定“五族说”，“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⑧a]各族人民“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⑨a]。不过，他的“民族同化论”又引起非议，“必要时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⑩a]。对此不可简单地看，细细分析，此论另有深意：一是由人数众多相对发达的汉族去扶助相对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二是欲由此造就美国、瑞士那样的将国内各族“合一炉而治之”的新民族，使中国“造成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11）a]，“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民族主义”[（12）a]。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形成统一民族的磨合过程长达百多年[（13）a]，而在各民族大致定位、十分成熟的中国则不具可能性。然此论对于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的趋势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现代化则有现实意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晚年臻于顶峰，反对民族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自决”取代了以前的口号，表明了思想认识的升华。
    第二，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构成了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其合法性依据是主权在民，最高形式是民主共和。这与源于“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判然两别。
    近代以来许多人不同程度提出了政治变革的方案，龚自珍倡“更法”[①b]，魏源主张“一变古今官家之局”[②b]。王韬则认为“变法自强”首应改革政治，“泰西”三种政体中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均“不无流弊”，惟“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③b]。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均有此共识[④b]，至康有为、梁启超时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他们也都对共和制表示过兴趣，如王韬盛赞其“善”[⑤b]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为未来目标，梁启超极颂卢梭《民约论》，谭嗣同更欲“冲决君主之网罗”[⑥b]，却都不主张立即实行。
    孙中山主张直接建民主共和制，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论，又说：“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⑦b]。现代政治并非上天先赋的，而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学习，使用与共享目的。难道“此时不取法于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⑧b]。从兴中会“创立合众政府”到同盟会《宣言》，孙中山将今后的现代政治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轮廓：“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⑨b]
    张磊认为孙中山民权主义发展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为“转捩点”，而国民党一大《宣言》“标志着这一跃进的完成”[⑩b]。这一划分是恰当的。这以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确有一个大飞跃。首先，批判军阀暴政。“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11）b]。地底“陈土”是什么？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12）b]。其次，西方政制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13）b]。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两个重要态度：一是学习苏俄，“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14）b]。日后的“以俄为师”政策于此已露端倪。其次是独创一种新型政体。“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5）b]。目标指向的是防止“少数人所得而私”，使人民真正掌握政权。故“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并从中国古代制度中发掘资源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原则。这一“民权运用”之方式：即实行普选制、倡导政党政治、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以“移官治为民治”等等[（16）b]，都是针对中国国情而对政体所作的最具创造性的改革。再次，平等与自由。他认为“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①c]故“平等是第一要义。”国民又应是自由的，一大《宣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②c]这种自由只有在民主制下才能真正获取，“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不住。”[③c]
    第三，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也是三民主义的归宿。“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④c]其核心内容按孙中山的说法是：“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
    孙中山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土地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历来关注的大问题，历代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均直接间接地与之有关。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耕者有其田”是古来国人向往的理想化境，是治国安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孙中山经多年酝酿而提出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步骤与方法，通过“土地国有”方式达到“平均地权”的目标，既防止土地过分兼并于少数人之手与预防资本主义之“祸患”，又彻底“解决农民自身问题”以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本，进而为建设强大的国家与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强大的社会动力。他在后期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⑤c]，“才算是彻底的革命”[⑥c]。其具体方法则是由国家按地价收购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给农民，但主张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进行，“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就仿效俄国的激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农民便不能抵抗。”[⑦c]无疑，这是一种与“没收地主土地”不同的土地改革路径，从中折射出为实现现代化而求得社会稳定、防止失序的良苦用心。
    节制资本包括“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两大内容，其中心点则是发展资本主义。他看到了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试图在新生的共和国中既享受资本主义生产力带来的福祉，又力避其缺陷危害，从而创造一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在《实业计划》中得到了充分表述与显现。包括铁路、交通、港口、冶金、矿山、工业及国家与私人资本发展的方法等六个宏大精详的计划，《实业计划》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空想”，今天重读此书，常为其构想之壮伟而振奋，为其预见之准确而震惊，可称之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一个完整系统的战略蓝图。过去人们过多地把目光集注在“平均地权”上而忽视了“振兴实业”思想。其实，这方面，孙中山的认识更全面，方案也更系统、更具体。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物质动力，它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孙中山对此极为重视，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⑧c]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观点；利用外资、对外开放，以交通带动工业全面发展。其实，他的“节制资本”严格的表述是节制私人垄断资本而非节制一切资本。如他提出的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即由政府垄断兴办煤铁、水力、路矿、土地开发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业，以此为主导适当扩展私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功用，以及优先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原则等等，都卓有预见性，即使在今天也极富参考价值。现代社会的高福利原则指向的是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现代原则，孙中山已对此作了安排，“实业由国家经营，所得利益由大家共享”，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安乐，都不致受财产不均的痛苦。”[⑨c]这在市场经济发展注重个人利益的今天亦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