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仅仅是理论方案的全面完整，至多不过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教材上比别人多占几页。评价一个思想家，关键在于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力度与实现程度，以此维度衡之，他人望尘莫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首开风气，康有为、梁启超则影响了一代人，然其理论在其所处的时代乃至日后均未得到实践。而孙中山不仅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方案，更重要的是在日后相当程度得到了实施与推行。
    首先，孙中山亲手将理论化为实践。他首任大总统后即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移风易俗、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及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和文教新闻改革等37项法令。有人认为这些法令措施因为政时短而未得到充分实施，其实不然，影响实际已及整个民国时期。其一，《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与国体，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①d]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的旋起速败，与《约法》精神深入人心不无关系。其二，这些措施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黄炎培回忆道：“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4）鸦片没有一时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5）满族倡始而渐及汉族的男妓，辛亥后逐步地消灭。”[②d]其三，即使是北洋政府也不得不仍在相当程度上沿袭南京临时政府之旧制。袁世凯1912年8月所颁民国礼制2章7条，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③d]。究其实脱胎于孙中山所颁之法令[④d]。北洋制度法令也频多沿袭孙中山当政之旧制，甚至由此深化之。据北洋农商部所编之《农商法规》统计，仅1912-1916年间公布的有关奖励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即达86项之多，内容涉及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⑤d]。如1903-1908年注册公司为265家[⑥d]，而《公司条例》与奖励投资条例颁布后，1912-1921年已达794家，年均为80家，比辛亥前增一倍以上[⑦d]。革命的掘墓人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固为时代使然民心所向，但这种时代与民心的造就却与孙中山多年的革命主张与现代化理论的宣传分不开的。
    其次，直接促发了国民革命。20年代初，孙中山适时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的帮助下，共同发动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明确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⑧d]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社会运动，自太平天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大动员。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⑨d]继工运后1926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开展，新三民主义以其宏伟目标和“耕者有其田”的具体诱人内容而为广大农夫所接受。毛泽东在写于次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发动起来的农民干了14件大事，集中在打击绅权与树立新意识形态两方面。“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员”，“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①e]孙中山三民主义已深入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自由、平等、民权出自农民口中，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②e]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基础上，“党军”才能顺利北伐。无庸讳言，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三，国民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政党，是以承认、信奉三民主义为理论前提与终极思想的。1927年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更将三民主义作为凌驾法律、宪法之上的绝对真理与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与古代独尊儒术一样，成为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依据，任何异端均被排拒在外。进而将这种认同要求强加于全体国民，《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规定：“中国人民须服从并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这就意味着凡不服从拥护国民党、不认同三民主义者，即无国民之权利甚至资格！1928年9月公布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宣称：“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毫不隐讳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从而使三民主义通过以党统军、以党控政、以党治国。以党的意识形态号令天下，达到全面控制、彻底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之目的。
    今天看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将三民主义改造变形后使之在中国全面推行长达22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三民主义从一种现代化理论方案经国民党阉割后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实践。无论是政制党制如五院制度、“以党治国”、地方自治等和军政、训政、宪政以及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的外交政策，抑或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回归传统文化等等，理论上均出自孙中山的初衷--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很大程度上已发生畸变与异化，其政治操作规范、政策实施步骤也无不由此而来。而北伐的完成与1942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约又成为其标榜孙中山理论实践者与遗嘱执行人的重要资本。二是“清党”后国民党垄断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剔除了其中的革命要素，三民主义的基本结构由此发生了质变，民权主义变为一党专政独裁，民族主义则以儒家文化为符号，民生主义演为官僚经济，从而使之丧失了新文化运动后最具社会动员力的核心内容，社会离心力随之产生。国民党从现实功利出发将三民主义改造成为可以给其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意识形态，然重构后的三民主义却因其缺乏理论内涵的完整性与对现实的可释性，使之最终难以发挥整合社会、指导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正是出于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同，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军事厮杀究其原因无不与此有关。邓演达反对“曲解”三民主义而另组第三党；汪精卫指责三民主义复古化而揭橥“十三年改组精神”，另建改组派；胡汉民则称把三民主义马克思化、释迦化、术士化、流氓化流通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地方实力派也以“为主义正名”而与中央争斗不绝、内战绵绵。可以说，国民党既因三民主义而揽政立国，又因违背其本义而丧失民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第四，三民主义已成为新民主革命时期基本一致认同的中国现代化纲领，孙中山及其理论已成为民国时期的绝对思想权威。从国民党内部看，尽管派系林立、纷争不已，却惊人地划一高唱“信奉孙主义”，自称为其忠实的信徒，从未有过跳出这一圈子而另立精神权威之举。从中国社会来看，五四后各党各派各界有识之士都在描绘不同的中国现代化蓝图，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更由于其方案的全面系统与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故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而成为民国时期人们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与新三民主义及其他党派人士的主张大致吻合，表明了目标的基本一致，这才有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携手共同廓清现代化障碍、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国民革命这一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刻。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为公布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①f]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在现在抗战的阶段和战后彻底实行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②f]，翌年在对抗大学员演讲时又强调：两个“半”的社会性质引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家要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③f]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与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区别，真释与伪释、真做与假做之分，以及对比了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异同，认为“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然在现阶段，中共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仍然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④f]。
    三
    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认识与正确评价无疑是需要时间的，在孙中山诞辰130年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持续深入开展的今天，再来看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所的贡献，不难发现具有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与前瞻性四大特点。
    特点之一，全方位对外开放。后发外生型国家搞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与必要条件是对外开放。孙中山总结了闭关锁国与被迫开放的历史教训，提出在保持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条件下，主动实行开放的政策。我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⑤f]“凡我们中国应兴的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利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⑥f]不仅要“取法乎人”，更要“取法乎上”，引进最先进的东西，机器要最新式的，人才要最好的，政治制度要最民主的，“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⑦f]引进后须根据国情加以改造丰富，五权理论、三民主义无不如此。而其开放引进内蕴的深意即由此获独立平等之国际地位，“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如何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⑧f]孙中山知识结构是中外并重，20年代尤注意吸收西方现代各领域新思想新知识，据姜义华研究，仅从其上海故居中发现的实业方面的藏书目录中可见，无论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工业革命、经济史等宏观历史与理论，还是具体的交通、港口、铁路、城市规划与管理、银行、信贷、货币等各类西方着作达数百本之多。[⑨f]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其成果为广大人类共享的过程，尤其对现代化后发型国家来说势所必然。孙中山正是在这一点上，契合了时代潮流。
    特点之二，与时俱进。现代化需要持久的变革与不断的进步。转型时期中一些当年的先锋人物转瞬成为落伍者与绊脚石，而孙中山则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实行自我扬弃与自我革新，这在近现代史上确是罕见的。他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①g]因此，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②g]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一生不断进步。早期上书李鸿章未果，使之从改良转向革命，“不得不稍易于强迫。”[③g]辛亥革命后为扞卫共和制度与袁世凯之流作不懈的斗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长达10年。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表示欢迎，接受了中共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纲领，重释三民主义，使国民党重获生命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妨说，孙中山的一生，确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