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藏阿里地区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传统习惯
        根据此段边界线以东，印方提出争议的地方历来属于阿里，是西藏人民历来生息活动的地方。其中除了一块很小的巴里加斯（Parigas）地区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被印度侵占以外，其余地区始终在我控制之下，由西藏的日土县（1960年前为宗）管辖。
    西藏地名录甲乙种本未收巴里加斯地名，《西藏地名资料简编》标在典角（碟穆绰克）西北我噶尔县境内，注明为外来语。
    （一）在过去的一二百年中，我国的官书和文件对于这条传统习惯线的位置都有着相当明确的记载。例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就说明西藏的传统习惯线在北边接喀喇昆仑山脉，西藏“西北抵喀喇昆仑山，接新疆和阗州”[25]。
    关于斯潘古尔湖地区的边界，藏历木牛年（1865年）1月17日噶厦给阿里噶尔本的一份文件载明，边界是在斯潘古尔湖以西的莫尔多的那喀。文件说：“查楚舒勒与日土宗的莫尔多的那喀距离很近。”今西藏地图无莫尔多及那喀地名，但在拉达克传教的德国牧师的着作后所附地图中作Mordo，标为楚舒勒与斯潘古尔湖西端间的一山口[26]，正在今我方主张的边界线上。
    （二）印方力图论证碟穆绰克地区属于拉达克，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传统、习惯的证据证明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历来属于西藏。1753年噶陀仁增活佛为拉达克王室纠纷进行调解后所拟的调解书记载着碟穆绰克的边界是在它的西边的拉日噶波。这份文件说：“我亦于此月（水阳猴年七月）之下弦初十日抵达西藏王和拉达克王之边界古鲁的圣地--碟穆绰克拉日噶波。”古鲁乃梵文老师之意，藏人用于达赖喇嘛的尊称，古鲁的圣地即藏地。可见碟穆绰克肯定在藏境。
    除了上述文件以外，拉达克境内的头人早在130多年以前就承认碟穆绰克属于西藏，而边界是在碟穆绰克西边的拉日噶波，也就是到达我方所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他们在藏历土羊年（1859年）同碟穆绰克头人订立的一项文书说：“碟穆绰克拉日噶波和这山沟内水草、羊圈等，以前就属于西藏政府，今后自当仍属（西藏）政府。”由此可见，碟穆绰克地区的边界线是在碟穆绰克以西的拉日噶波，而不是如印方所主张的那样在所谓的“拉日河”。
    碟穆绰克地区在我国境内的事实，甚至在英国方面的一些有权威性的材料中也得到证明。1920年由英国外交部历史组写成的一书说：“疆界约在碟穆绰克下游25英里处（北纬33度）穿过印度河。”[27]这同我国指出的边界位置恰好一致，位于上游的碟穆绰克是在我国境内。曾任英国驻西藏、不丹和锡金政务官的查里·贝尔在一书中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并在附图中表明碟穆绰克是在中国境内[28]。上引克宁汉一书第18页及附图，还有斯特拉彻1851年绘制的拉达克图、1880年约瑟夫·夏万绘制的中亚图，均表明碟穆绰克在中国境内。而前二人曾被英政府指派为勘察拉达克和西藏边界的委员。
    （三）在上述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地区一向是西藏人民放牧的地方。班公湖以北的哦夷草场、尼阿苏（《地名录》作尼亚格祖[gNasbtsugs，《简编》言意为树林集中之处]牧点，位于日土县33.9/78.8处）草场、卓博噶波草场和空喀山口附近的草场都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地方。碟穆绰克地区的草地也一向是他们放牧的地方。在长期使用这些牧场的过程中，阿里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看界守山的传统和习惯。由阿里地方当局委派和由牧民当中推举出来的专门守山的人员经常在传统习惯线一带的山岭中来往巡查。这种传统习惯已经在班公湖地区和碟穆绰克地区继续了一百多年。长期担任守山看界的老人本世纪60年代时仍健在。
    （四）中国地图对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画法历来同现在的画法一致，中国参谋本部制图局1918年制印的二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和中国国防部测量局1943年编绘、1948年制印的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就是权威性的证件。我方所指出的西藏阿里地区（包括碟穆绰克在内）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从印方的官方地图也反映出来。如1881、1889、1900年印度测量局的地图和1908年“帝国印度地志”的附图，尽管这些地图对西段边界的其他地方的画法有错误，但是对于碟穆绰克地区的边界的画法却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上述地图中，大多数地图的边界线还把尼阿苏画在中国境内，切过班公湖的西半部，即基本上符合我方所指出的边界线。
    从以上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方所主张的西藏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是有着确凿的传统习惯的根据的。
    班公湖近北的克什米尔与西藏的边界争端发端甚早，1863年亲至当地的上引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曾谈到克什米尔当局与西藏方面争执季节性宿营放牧地尼阿格祖和班公湖东端的库尔纳克废堡。当时他品评事实，倾向于藏方。这场争端一直持续了下去，到了1945年，当时任英国驻拉萨外交使团负责人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在其所编供英方参考的《西藏概要》中言此争端仍在，他称之为卓博噶波之争，他更是偏向藏方[29]。
    卓博噶波地名不见于我方的地图，在英印方面的地图上标于尼阿格祖下方，是个只有几平方英里无常住人口的劣质牧场。1918年，藏方的日土宗本下令藏人逮捕了一位在此争端地放牧的名拉甲（Lhagyal,拉达克人）的克什米尔臣民。
    （五）如前所述，在英印殖民地时期，对中印西段边界已形成一占上风的意见，这段边界就是这样维持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政府即认定了这种状况。但为何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方面会有异议呢？这就牵涉到克什米尔问题，而这又与后来划入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有关。拉达克自吐蕃王朝后期，作为赞普王子所建王国，本身就是西藏的藩属。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拉达克经常占有西部西藏，行使管辖权，以至在第六世达赖喇嘛时期与西藏经过战争达成了各守边界的协定，这就是现在中印西段边界西藏段的由来。到了1842年，拉达克被克什米尔的道格拉锡克族军事政权吞并，道格拉政权此时悍然发动侵略西部西藏的战争，作为对拉达克政权的领土继承，提出整个西部西藏为其所属，结果被藏军击败，这就是所谓的森巴战争。尔后道格拉政权发展成为统一了整个克什米尔的政治势力，虽然后来被英国占领，但克什米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留存了下来。1947年的印度独立是伴随着印巴分治而产生的，在如何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的问题上两国产生了长期的争端，其中又有克什米尔的独立要求，情况益为复杂。印巴将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闹到了联合国，而谈到克什米尔的疆域，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西藏的边界，印度方面对此不大了解，为了准备资料，遂委托克什米尔方面，克什米尔方面根据自已所藏的大量文档，提出了多余的领土要求，这就是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由来。
    四、结语
    入清以来，中印西段边界在个别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与边外个别部落长代表间的停战协定式的界定，并无近代国家边界的严格划定方式，且与各自后来的中央政府并无行政上的继承性，故仅可供定界时参考，并无国际边界法律上的效力。实际上，现属印度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在过去的吐蕃王朝灭亡时期是一逻莎（今拉萨）赞普王子首创王国地，是纯粹的藏地，这是中外所共认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驻藏大臣对历史不了解，才默认了英印对拉达克的统治权。由于交通不便，有清一代的驻藏大臣没有到过西部西藏边界。民国年间，虽有中央代表在藏，但也无暇及此。勘定西部西藏的边界，要参考大量的英印方面的英文文献和游记，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方面通英文的寥寥无几，手中更无有关的文献。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又有了代表，当时亦无暇及此。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中央驻藏人员增多，马上就遇到了中印西段边界谈判问题，为了准备及分析资料，提出证据，我方参加谈判人员（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一个藏族人员参加）除了通英文外，没有人以前到过西藏，或从事过藏学，更不懂藏文，也不掌握有关的汉文史料，所以没有提出本文所挖掘出的一些证据，这就是当时的具体情况。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中国外交部，第1页。
    [2]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后一文系与王士鹤先生合撰。
    [3]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4]《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九。
    [5]《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八二。
    [6]《新疆图志》“国界一”。
    [7]William Moorcroft:《和阗志》Notice on Khoten,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832年第1卷，第244页。
    [8]Cunningham:《拉达克》Ladak,1854年，第17-18页。
    [9]G.W.Hayward:《从列城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旅行和叶尔羌河河源考察记》Journa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70年第40卷。
    [10]R.C.Schomberg:《未知的喀喇昆仑》Unknown Karakoram,1936年，第9页。
    [11]S.G.Burrad,H.H.Hayden:《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质概述》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1933年，第121页。
    [12]见其《论拉达克的班公湖地区》Note on the Pangong Lake District of Ladakh,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7年第37卷，第343-363页，又收入同年伦敦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另有其它两种杂志转载。
    [13]拉尔（John Lall）：《阿克赛钦与中印冲突》Aksai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新德里，1989年。
    [14]见安氏与瑞方另一位参加者诺林（Eric Norin）博士合纂的《斯文赫定的中亚地图，地图纪要，卷一，记录与测绘》Seven Hedin＇s Central Asian Atlas,Memoir on Maps,Vol.1,Records and Surveys,斯德哥尔摩，1967年，以及诺林着《在西部西藏的地质考察》G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Western Tibet,斯德哥尔摩，1946年。
    [15]《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在这一带传教多年的德国牧师弗兰克（A.H.Francke）所着《印藏古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加尔各答，1926年版第2卷第125页注dKar-zhva为Lahul,Khu-nu为Kunawar。
    [17]中华书局标点铅印本卷六第3088页点作“库鲁、农底泥底、噶尔厦加木比、作木朗、降纳乌、比宁巴奔阿辖果、觉拉木、聪萨”，成了8个部落，可见对这一带地理的概念模糊，有必要澄清。
    [18]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着《拉达克王国》（The Kingdom of Ladakh,罗马，1977年）一书第43页认为阿旺贡噶伦珠土登格勒迥乃索南坚赞（Ngag-dbang kun-dgav lhun-grub thub-bstan dge-legs vbyung-gnas bsod-nams rgyal-mtshan）所撰《达仓热巴传》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Audiyana-pa Ngag-dbang rgya-mtshovirnam-thar legs-bris vaidurya dkar-povi rgyud-mang第31页的Ga[r]-sha即Lahul。Ga[r]-sha及dKar-zhva的译音，藏人达仓热巴从西藏朝圣路经此地，随音记字，故与文献音近而字异。
    [19]《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20]见其所着《尼泊尔王国记》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爱丁堡，1819年，第315-316页。书后所附地图标明了古卢及毗邻地区的所在。
    [21]该书第113-115页记录了至其成书时的古卢王统世系，十分珍贵。
    [22]《西藏地名资料简编》，西藏测绘局1979年版。
    [23]此藏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次仁加布1988年的硕士论文《试论1841-1842年西藏、森巴之战》第26页及索引所引西藏档案馆的此战役记载。
    [24]《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2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
    [26]《印藏古物》第1卷，加尔各答，1915年；第2卷，1926年。
    [27]“西藏”，第4页。
    [28]Charles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1924年，第7页。
    [29]《西藏概要》，加尔各答，印度政府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12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