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俘遣返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是在苏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在1955年6月举行的外交谈判中，日方强调应先遣返战俘和解决领土问题，然后再签署联合宣言，而苏联的立场则正好相反(21)。但是，由于苏联在谈判中明显占有主动权，日方不得不做出让步。在9月份举行的第二轮苏日谈判中，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被迫同意先实现苏日关系正常化，然后再谈战俘遣返和北方领土等问题。苏方对此积极回应，并立即公布了在苏日本人数量(22)。1956年10月19日《苏日联合宣言》签署，12月12日联合宣言正式生效后，苏联宣布大赦战犯。12月21日最后一批日本战犯集中到了纳霍德卡港，23日出发，24日1025名日本人到达舞鹤港(23)。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还有很多人没有遣返(24)，而对于苏联来说遣返工作已经结束。正因如此，多年以来，战俘遣返问题与北方领土问题一直被日本利用于煽动反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情绪。尤其是在1990年之前相关档案处于保密状态，更是留给日本人太多的猜想和怀疑的空间。
    总之，苏联政府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而确定了各国战俘的遣返顺序，即非交战国的俘虏最先遣返，交战国或者是敌对国家的战俘推迟遣返。而德、日等国的战犯遣返则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的，在实现苏德、苏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才最终结束了战犯遣返工作。可以说，外交考量是影响战俘（战犯）遣返时间和遣返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政治方面的考量
    随着冷战的爆发，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宣传战，在很多问题上互相攻击，在意识形态上相互较量。为了扩大苏联的政治影响，改变战俘对苏联的政治偏见，使昔日的敌人变成朋友，使战俘归国后不再对世界和平及对苏联产生威胁，并对其所在国的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苏联政府对战俘进行了反法西斯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25)。通过讲座、交谈、宣传画、广播、电影、报刊和书籍等向战俘宣传反法西斯思想，宣传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惊人成绩，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苏联在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组织战俘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培养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进而对战后相关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为了鼓励战俘成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回国后成为所在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力量，苏联政府决定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优先遣返回国。例如，1947年5月29日苏联内务部决定将德国战俘中的杰出的劳动者单独遣返回国，6月13日又下达了关于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遣返回国的第119号命令，而在1948年第1季度参加过反法西斯培训的678人中有627人被遣返回国(26)。
    为了加强对遣返战俘的政治宣传，苏联政府甚至在遣返的普通战俘中安插了一些反法西斯积极分子。这些人接受过专门的政治思想教育，其任务主要是在战俘中间宣传各种进步思想，保证遣返工作的有序进行。比如，在1948年4～11月遣返日本战俘139156人，其中有3397人毕业于州的或战俘营的政治培训班和学校，有7800多人是主张日本民主化的进步人士，在战俘营和战俘所从事过实际的政治宣传工作。在1949年2～5月遣返的69663人，其中5176人是反法西斯积极分子，1195人是中央反法西斯培训学校的毕业生，1250人参加过反法西斯培训班，80％以上的遣返者参加过政治小组(27)。而且，从人数上可以看出，接受过反法西斯教育的战俘占有很大比例，政治宣传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同时，在遣返之前，苏联政府要通过讲座、报告、交谈等形式，加强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让战俘了解国际政治形势、苏联的内外政策、战俘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情况以及战俘回国后的政治任务等。比如，对日本战俘的政治宣传主要围绕下列内容展开：苏联是充满潜力的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战俘回国后的任务，日本共产党的斗争目标，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以及为日本民主化和日苏友好而斗争的巨大意义等(28)。遣返途中还要继续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除了进行多人或单独交谈、集体读报之外，在每个遣返专列上还要设置宣传车厢，车厢内备有足够数量的政治和艺术作品，各种棋类、乐器等。列车上还装饰有红旗、标语、宣传画以及所在国的党政领导人和杰出活动家的肖像等(29)。
    苏联政府对战俘进行的政治宣传成效显著，很多战俘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不仅对苏联产生了好感，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而且回国后还加入了本国的进步政党，力图对本国政治产生积极影响(30)。比如，一些日本战俘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1946～1947年被遣返回国之后，开始宣传这些思想。为此，日本地方当局逮捕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31)。在德国也是如此，来到苏占区的原德国战俘，尤其是毕业于反法西斯学校的战俘，约有80％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其中许多人得到了提拔，在党务、工会、宣传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得很好。他们还在政治学校、人民教育机关、群众性组织和警察局里任职，主要是担任群众性的文化工作。还有一些战俘归国后成为德苏友好协会的成员，积极地投身于协会工作(32)。其他西方战俘中的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归国后也大都加入了本国的共产党(33)。
    此外，在战后初期的战俘中间仍存在着法西斯分子，暴行参与者，间谍，以及大量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的掌握者。他们时常在战俘营内发表敌对言论，在企业里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并勾结苏联的间谍和叛徒从事反苏活动，对苏联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为了防止上述人员将情报以及反苏材料和证据带往国外，继续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苏联政府决定将那些在警卫部队、突击队、安全部门服过役的战俘，以及秘密警察、间谍、暴行的参与者最后遣返。为此，苏联政府在遣返过程中特别重视遣返战俘的挑选工作，决不允许上述战俘混入遣返队伍，几乎在每次遣返时都要强调一次。例如，在1945年8月10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信函中就提到禁止将这些人遣返回国(34)。1946年11月5日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第0374号命令，1946年11月27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7年4月19日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第00430号命令，1947年5月8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的信函，也都提到了相同的问题(35)。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苏联的上述政治考量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当时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宣传战几乎遍布每个角落，战俘的遣返工作也不可避免地会染上政治色彩。也正是因为苏联政府出于政治宣传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才使得战俘的遣返顺序、遣返持续时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可以提前遣返，政治上相对落后的要推迟遣返，而那些政治上较为危险、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俘和战犯的遣返工作则更为复杂，很多人一直到1956年年底才最终被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