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外，奥斯曼还致力于住房建设，把建筑业与社会福利建设结合起来。他的房屋改造其实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
    对于膨胀的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住房问题，奥斯曼花费了很大努力来解决这一难题。建筑业一直是巴黎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奥斯曼上台后更是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1851-1856年巴黎市政府强制使土地再出售，推动了房地产投资，承包商为获取资本以购房抵押债务的形式举债，到1852年在塞纳省这种抵押债务就达到8亿法郎。拿破仑三世也在这一年成立了土地信贷银行，为房产商提供更多的贷款，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投资于里沃利大街的房产在1856年带来8.22％的回报，1857年达到9％，1860年达到8.69％。投资随之纷至沓来，大银行、保险公司也都开始疯狂投资房地产。(17) 巴黎的人口急剧增长，约从1851年的95万人增加到了1856年的113万人，1870年则达到了200万人。这都给投资房地产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房租也不断攀升，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达到了300％的涨幅。而此时工资水平却基本未变，因而巴黎市民的居住问题大大恶化，房东和房客的关系紧张，穷人住房难更是成为头痛的大事。(18)
    奥斯曼的房屋改造旨在解决住房难题，他首先是增加房屋的数量。奥斯曼的“宏大工程”的实施，拆迁了不少旧房，并通过新建住房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房屋。从1852年末到1859年末，巴黎市内有4349户房屋被拆迁，其中2236户是被强制购买，2113户是由地主为获取更高租金而同意进行重建。然而在同一时期，却有9617户新房屋被供应到市场上，净增5268户。被拆迁的房屋包含25562间，而新修建的房屋则能够提供58207间，甚至更多。奥斯曼在任的前七年，新建的房屋能够容纳175000人，为日益增加的进城人口提供了居住的空间。1866年的人口普查时巴黎有1,825,271人，到1870年初城市的房屋容量则达到2,070,000人，这对于人口膨胀中的巴黎起到重要的缓解作用。奥斯曼在位的17年中，共有19,730座房屋、120,000所住处被摧毁，但被34,000座新房和215,300处新住宅所取代。奥斯曼在大力推进住房建设的同时，也保障低收入租户的利益。法律规定，对于贫困的房客，不管其租金多少都不能再收取房屋税。而且巴黎市对于那些租金在250法郎以下的租户不收取个人税和财产税，符合这一标准的住户达到109,634户。而租金在250法郎到1500法郎之间的203,277个住户被免除部分税款。(19) 通过社会救济措施，虽然租金上升相当快，但对于穷人租房还是有利的。同时，市政府还推广了一批针对工人的福利房，尤其是拿破仑三世亲自督促推动“工人村”的建造，以增加工人住房。市政府通过提供这些住房保证了工人群体的基本福利和最低生活标准。
    除了房屋数量的增加外，奥斯曼的住房工程在楼层和户型上也作了较大的调整。楼层从过去的5层增加到7层，加上阁楼高达30米。同时，一个楼层被分成多个隔间，这都增加了房屋的居住面积，以满足更多住户的需求。奥斯曼在进行这些房屋外形革新时还严格遵循了审美标准，而不是肆意增加高度以迎合居住需要。同19世纪美国增加建筑物高度的方式相比，法国仍遵循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原则，没有修建更高的楼层。(20) 奥斯曼的改建工程虽然规模浩大，但努力使住房需要和审美标准相互协调，不逾法度。奥斯曼式的房屋造型沿用至今，成为巴黎房屋的独特之处。
    作为一项全方位的建设，奥斯曼的城市改造还包括完善市政建筑、城市制度和福利等方面的改革。在他实施的改造期间，巴黎新建起大批公共建筑，如市政厅、学校、教堂、医院等。在市政建筑方面，除了市政厅及其附属建筑外，对巴黎各个区的政府大楼也进行了重建或修缮。奥斯曼还大力推动巴黎的文化教育发展，为索邦大学购买了新楼房，并修建了索邦大学门前的学林路。在中学方面，他恢复了孔多塞和圣路易中学，建成了查理曼中学和路易四世中学，还在巴黎创建了一批公立学校，新并进来的郊区也有71所中学得到市政府的修建资助。由于当时贫穷人口多，而教会学校是免费教育，所以奥斯曼主张同时开办世俗学校和教会学校，从而有利于更多的巴黎儿童接受教育。卢浮宫也终于在第二帝国时期完工。奥斯曼还新修建了五座剧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著名建筑师加尼埃修建的同名歌剧院。他还修建了一些教堂，为数量越来越多的教徒提供精神栖息场所，当时巴黎市府建造、维修或购买了19座教堂，包括三一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并在新区修建了教堂。市政府还为相当多数量的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犹太教徒等修建了各自的宗教场所。
    在官方负责的社会救助方面，奥斯曼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八所医院。过去的巴黎总医院坐落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塞纳河边，但空间狭促，床位不多，于是一所更大的新医院被建立起来。同时建造的还有市政府的卫生中心、专门诊所等。各类医院总共可以提供6593个病床。此外还有市政府卫生中心的150个病床，大大改善了巴黎的医疗环境。市政府的官方援助还为孤儿、病人、老人等设有庇护所、养老院及专门的救济委员会。(21) 除了医疗体系外，奥斯曼还建立了流动医生上门医治的制度，60名医生分散到城市各处，尤其为穷人家庭服务。这既避免了修建众多医院的沉重负担，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福利的改革。在这项改革的第一年里，超过3万个病人得到医访，医治次数超过了11万人次，在1869年，有7万个病人在家中得到了医治，医诊次数超过了20万人次。(22)
    从以上举措可以看出，奥斯曼的建筑工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套设施建设。它们相对于声势浩大的道路修建、城区扩展和楼盘修建虽然显得不足挂齿，但却是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的重要方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