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成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篇，在体现乔木同志这个要求方面还有差距。关于皖南事变的那一篇，后来经乔木同志决定调整为第一篇。它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体现得较为充分和丰满。这一篇初拟稿乔木同志看过多次并作了修改。诚如乔木同志所说，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了。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显示出它的耀眼的光彩。
    要注重对具体政策的研究，这个思路之所以重要，是由我们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理论，不是书斋中的理论，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而是革命政党的行动的理论，是从党和人民的实践中来、又指导党和人民的实践的理论。而政策，则是理论和实践双向交通的中介。理论通过政策的中介去指导人们的实践，人们的实践经验通过政策的中介而上升为理论。所以，关于政策的思想和论述的丰富，正是我们的理论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仅属于政策，是不是形成为理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端正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认识，端正对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和政策对理论的意义的认识，我们全党逐渐取得了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的共识。这样的问题，今天不是同样存在吗？了解延安时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价值，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乔木同志草拟的写作计划中，有好几个题目都是关于国际局势，关于国际局势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如：《苏德战争和中国战局》（后改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同美国的谈判》（后改为《抗战后期延安的外交活动》），《战后国际形势》（后改为《战后国际形势和内战的爆发》）。现在写成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几篇文章，正是这本回忆中给人以较多新鲜感的部分；也正好说明，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这是过去研究得不够的一个方面。乔木同志要求注重对国际形势的研究，而且要求不是把它摆在一个次要的侧面，而是把它摆在笼罩全局的位置上来进行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
    近现代的世界，是它的各个部分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世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大势来解决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写《新民主主义论》，不就是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破题，来展开他的全部研究的吗？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战胜利后，我们党的战略决策，同国民党是和是战的根本决策，是怎样作出来的呢？这当然首先是取决于国民党的决心和行动。不是我们要挑起战争，也不能由我们一厢情愿而得到和平。但是，怎样判断国民党的决心，怎样下定我们的决心，这就不仅要基于我们对国内局势变化、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科学分析，而且同我们对国际局势的透彻而有远见的科学分析，有密切的关系。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路线和决策影响极大。邓小平同志不是也很重视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吗？他强调指出，对当代国际势的新的观察和判断，是我们党确定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好，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好，注重对国际局势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运用档案材料最多最丰富的，是关于延安整风和密切联系于延安整风的那几篇文章，包括《编辑党的历史文献》、《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整风运动：1943年的“九月会议”前后》、《党的历史决议》、《党的七大》等六篇，《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这篇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在文艺界（不过这一篇跟前面六篇不同，没有多少档案材料可利用）。这部分文章，占初拟稿篇目和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读《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延安整风的文章，我们可以了解整风的总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充分了解这些指导思想，还必须研究整风的实际过程，而这是过去人们不熟悉、不深知的。正是在这方面，乔木同志的回忆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背景情况的介绍和分析。
    延安整风，分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和广大干部的整风，关键当然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关键又在于总结党的历史，清理主要来自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包括土地革命后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路线错误。这种历史的清理，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兴趣，而是当时解决党的政策问题的需要，是当时解决党内思想统一的需要，是在统一党内思想的基础上为开创历史新局面作准备的需要。正是《论政策》这篇解决当时政策问题的党内指示，从历史经验的比较中评论到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在领导层引起争议，这才把讨论历史问题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正是王明在讨论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批评中央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左”倾的政策，这才把进一步深入清理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关于前后两个“九月会议”的情况和由来，关于毛泽东同志起草“历史草案”和写作九篇批“左”文章的情况和内容，关于王明挑起争论的情况和内容，关于最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起草经过和建国后对这个决议的若干修改，这些都是人们过去不大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