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多为研究者所注意，官僚意识却往往被忽视。在官僚意识的观念演化中，秦帝国是关键时期。但以往由于文献资料所限，人们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目前的研究状况似乎不太理想。大体说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为吏之道》与诸子思想之关联，比如高敏《睡虎地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有专文论述《秦简〈为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融合倾向--兼论儒法诸家思想融合的历史演变》；台湾学者余宗发的《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钩摭》（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专章论述“《云梦秦简》与诸子关系钩摭”；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收有《〈为吏之道〉法儒道家思想交融现象剖析》一文。同时，《为吏之道》与官僚伦理教化之关系也开始引起重视，比如吴福助《〈为吏之道〉宦学识字教材论考》（《睡虎地秦简论考》）、张敏《秦代的官德--读〈为吏之道〉》（《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健《从〈为吏之道〉和秦刻石铭文看秦政中的伦理因素》（注：此文为2001年10月在咸阳召开的“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三文均着眼于此。但是上述研究显然都不是以官僚意识之一般构成与内在特质为中心来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的，换言之，它们都不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所以，依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来分析官僚意识的观念生成，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一、法·道·术
    《睡虎地秦墓竹简》[1]的内容属于秦帝国建立前夕和初建时期，其中的法律文书和政治文件皮映了秦国长期以来发达而又成熟的吏治传统，尤其是对秦国在战国争霸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吏治经验和所达到的吏治管理水准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和细致的说明。从历史连续性和长时段的角度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所概括和阐发的“为吏之道”，无疑就是秦帝国“吏治天下”的普遍通则；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勾画出了汉帝国“以吏治国”的基本范式。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和《为吏之道》两篇文献具有特殊价值。通过对其内容的深入解读，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官僚意识在秦帝国的演化进程。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大批有着专业技能的职业官僚成为统治社会的主体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维持和强化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官僚阶级的自我意识。因为官僚集团的思维和观念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行动，也对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思想发生着强有力的规范、引导和塑造作用。更重要的是，由帝制社会的官僚制度塑造而成的官僚意识本身作为皇权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迄今尚未得到深入剖析和严格审视。在这点上，《语书》和《为吏之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帝国早期的官僚意识形成谱系。
    《语书》和《为吏之道》所展示出来的对法典律令的高度重视和强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语书》认为，法律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人心的作用：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
    因此官吏的职责首先就是“修法律令”，“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
    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胜任、不智殹（也）；智（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殹（也）。此皆大罪殹（也）。
    如果官吏不能很好地使用法律来管理社会和民众，那肯定就是“不忠”、“不智”、“不廉”、“不胜任”，而这些“皆大罪殹（也）”。所以《语书》要求，必须根据对法律的执行情况及其效果来衡量官僚是否称职和合格：“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有（又）廉絜（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殹（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殹（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相反，“恶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絜（洁），毋（无）以佐上，緰（偷）随（惰）疾事，易口舌，不羞辱，轻恶言而易病人，毋（无）公端之心，而有冒柢（抵）之治，是以善斥（诉）事，喜争书”；最后特意强调：“如此者不可不为罚。”其吏治思路显然并非以道德礼乐为本。这样“以法治吏”的结果，使得法律意识开始成为官僚们约束自身行为的自我意识的必备内容。
    《为吏之道》从“道”与“术”两个层面对官僚行为作了区分：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
    此之谓“道”。“术”则区分得极为细密，所谓“吏有五善”、“吏有五失”，类似于《语书》从法律角度所区分的“良吏”、“恶吏”，只不过更多地侧重于广义的官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