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吏之道》推重官吏的人品修养，显示出官僚意识当中人性化的一面，而不仅仅是过度职业化的反映。其他诸如“长不行，死毋（无）名；富不施，贫毋（无）告也。贵不敬，失之毋□，君子敬如始”等等，同样充满着人情世故。
    《为吏之道》中另有一些内容把官僚修身之德与吏治之能二者混合起来，要求为官为吏者二者兼备。比如：
    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谏）勿塞。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溉，禄立（位）有续孰上？
    临事不敬，倨骄毋（无）人，苛难留民，变民习浴（俗），须身旞（遂）过，兴事不时，缓令急征，夬（决）狱不正，不精于材（财），法（废）置以私。
    官僚意识的发展与成熟就是从诸如此类的话语与规范中得以体现的。在皇权政体与帝制社会中，官僚意识展示为一种普泛性的政治共识，并逐渐融化于新兴的中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这正是官僚意识最具政治启示之处。
    三、帝·吏·师
    在后战国时代，“以吏为师”作为具有法律性质的官方要求曾经两次被提出。第一次是在秦帝国，“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注：参见《史记》卷87《李斯列传》。关于这段话与《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二者文字之异同以及“以吏为师”的实际含义之辨析，笔者另有专文论之。兹不赘述。）。第二次则是在汉帝国：
    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束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2]（卷5《景帝纪》），p.149）
    两者区别有二：一是秦“以吏为师”强调文化、知识、学术，而汉“以吏为师”强调的是礼制、服饰、风俗；二是秦“以吏为师”针对广大民众，而汉“以吏为师”针对的是官僚自身。共同之处则在于，两者都属于帝国意识形态范畴。如果说秦帝国的“以吏为师”使官僚成为知识权威，那么汉帝国的“以吏为师”则使官僚成为道德表率。合而观之，可以看出皇权体制刻意塑造一种具有双重意识形态功能的官僚身份。
    在秦帝国，“以吏为师”作为构筑专制意识形态的正式法令，其含义有二：一是标志着官方对学术的垄断；二是标志着官僚对学者的支配。在汉帝国，“以吏为师”则标志着皇权凭借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实行深度控制，其含义亦有二：一是官吏代表朝廷行使统治社会的合法权力，即“与民有别”；二是官吏作为皇帝家臣示范对皇帝的效忠姿态，即“为民表率”。也就是说，“官吏”具有“官”与“吏”两重性，表面身份是朝廷官员，实际身份是皇帝的小吏，即家臣。“吏治天下”既表示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家臣，也表示官员治民代表着皇帝亲治。但代表皇帝并不就是皇帝。这样就形成一种“政治分错机制”，也就是说，要求皇帝的代表者能够替皇帝承担错误，甚至牺牲自己的道德和人格来维护皇帝的面子和形象。秦帝要求丞相李斯的“有善归主，有恶自与”[3]（卷53《萧相国世家》，p.2018），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官员的要求。这种要求所表示的基本原则是：其一，皇帝永远不会犯错；其二，即便有错也错在官员。于是官员就成为皇帝任命的“合法犯错误者”或“替罪羊”。专制制度必须提出这种要求，皇权官僚制度也必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具有同样功能的是汉帝国提出的“孝治天下”。“孝治天下”与“吏治天下”自然发生重合，并且引发两个结果：从私的角度看，孝将君与父勾连起来，使“远在天边”的皇帝变得“近在眼前”，这具有血缘心理效应。从公的角度看，“百官皆吏”使得皇帝无所不在，这具有政治现实效应。
    正像“吏治天下”的实质不是官僚体制，而是皇帝制度一样（注：因为官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制度，而皇帝制度则真正的政治制度。），官吏的双重身份也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官”附于“吏”，朝官附于私吏（注：所谓私吏就是皇帝的家臣，他们对朝臣的强力支配构成了中国政治史的一种规律。最为典型的是相权的盛衰演变过程，从寡头丞相到集体丞相，直至彻底废除丞相，贯穿着两个相关特征：(1)丞相人数越来越多；(2)相权越来越小。从丞相的最初起源到后来相权的每一次大幅度转换，无不是由皇帝之私吏而向外翻转为朝臣。所以相权演化最足以证明“官附于吏”这一皇权本质。），也即官僚附于皇帝。在这个权力观念序列中，所谓“以吏为师”实质上就是“以帝为师”。王为天下师，君为万民法，这本是皇权主义一以贯之的政治逻辑。《荀子·解蔽篇》一语破题：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