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学者以圣王为师”与民众“以吏为师”具有逻辑上的同一性。徐复观说：“古代的由君师合一，到孔子以平民立教，而战国百家各尊其师，吕氏的门客更要求人君能尊师，把师的地位安放在君臣关系之外，以达到君师分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进步。”[4]（卷2,p.32）认为师权足以与君权分立，这恐怕只是近人的一厢情愿。思想史的事实是，圣王明君不但同样是“师”，而且是最高意义上的“师”。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师权并不掌握在学者、儒生、士人手里，而是在帝王手中。王权即师权，政道即学理。中华专制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虽然权力在功能上会有分工，从而可能形成独特的知识权力，但这种知识权力虽然独特却并不独立。即便“君师分立”，师权也相当有限。
    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挖空心思将孔子由先师升格为素王，从而使师权具有了某种王权的性质。但这样一来，师权究竟是在与王权分立，还是在加强王权？实际上，为了拔高师权而虚构出来的“素王”之称，暗示着一个深刻的政治现实，即在皇权政体下，称帝于天下者必然为师于天下，这种政治现实获得了强大的意识形态保障。
    因为皇权政体的高度整合能力，使得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变得更加“职业化”或“专业化”。一方面，皇帝是“君父”，官僚是“父母官”，皇帝和官僚对于百姓都具有“父”的性质和权威；另一方面，“以帝为师”和“以吏为师”使得皇帝和官僚对于百姓也都具有“师”的意义和权力。帝、吏、师三者之间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结构性联系。也就是说，帝、吏、师三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由一种强大的制度所建构起来的普遍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某种理论设计或观念构想所表征出来的政治意念。它首先是一个基本事实和现实存在，其次才是一个理念体系和价值取向。
    同时，在这种皇权官僚制度中，一系列政治观念被强化起来。君权时代人们最喜欢用“天”和“父”来比附君主，天属于自然，父属于人伦，古人把两者都看成天经地义的绝对权威，是任何人都必须永远面对而不可违抗的。“天不变，父不变”，故而“君亦不变”。在皇权时代，这种“天王”、“君父”观念得到强烈的认同和空前的提升，借助于皇权官僚制度，天-父-帝-吏-师构成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超级制度-观念网络。
    所以“以吏为师”同时也就包含着“以吏为天”、“以吏为君”和“以吏为父”，“天地君亲师”的复合关系正是在“以吏为师”的政治规定中才体现得如此井然有序，“天地君亲师”的现实结构也恰恰是在“以吏为师”的皇权官僚制度架构中才得以正式形成。就本质而言，“天地君亲师”是战国时代“天-地-人”一体思维与后战国时代“帝-吏-师”一体架构之双重印证和复杂迭合。在“天王”、“君父”的深远历史背景下，它构建出一种循环往复的观念链条，“天地君亲师”之间相互指称、相互涵盖、相互喻示，形成复杂的网络，其中心就是皇帝制度（注：“天地君亲师”虽然是“里巷常谈”，源自民间，但其中心依然是“君”。《礼记·礼运》有云：“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无过之地也。”可见“天地君亲师”五者虽然相提并论，却并非等量齐观。所以余英时的判断很可能并不准确（参见《谈天地君亲师》，转引自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第199～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板野长八对《孝经》的分析亦可作为佐证。《孝经》之孝道不同于孔孟之孝道（参见西鸠定生《二十等爵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188页），这提示我们，“天地君亲师”之“亲”，本质上不是“父亲”之“亲”，而是“君亲”之“亲”。“在皇权统治制度下，尊重家的存在，从而是让皇帝的统治权力更容易深入到个人身上。”（参见西鸠定生《二十等爵制》，189页）），而其基本程序就是“以吏为师”。“以吏为师”把皇帝的绝对权威通过合法的制度方式和途径辐射到整个帝国。“吏治天下”则凭借制度的巨大力量，将皇帝的意志最大限度地扩张到社会每一角落。
    由此也可以看出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二者之内在关联。皇帝制度通过精心设计，把官僚制度变成皇帝个人随意操纵的“政治作坊”，一切国家事务都必须纳入这个庞大阴暗的“政治作坊”来处理和裁决。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通过人为操作而使双方达到了权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统治效益的最大化，皇帝与官僚、皇帝与民众、民众与官僚，这三对关系经过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民众对官僚的人身依附，官僚对皇帝的人身依附，在同一个过程和序列中得到空前强化。
    从制度架构看，应该说，皇权官僚制度既使官僚阶级获得了自觉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使官僚阶级丧失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官僚意识的二重性。根源在于，皇权官僚制度之本质只是在无限扩张皇帝的神圣德性和绝对权威，因而官僚阶级的自我意识中不可能具有更多的、足以有效制约皇帝专制的制度理性。
    原文参考文献：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汉）班固.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汉）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