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由于是劫余截归之物，所以其出土时间、地点皆难以确定，专家估计这批竹简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注：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前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页。马承源先生还指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对这批竹简年代的测定结果为距今2257年，误差为正负65年（见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页）。这个结果表明上博简的时代与郭店楚简的时代十分接近。），应当是可信的。虽然如此，但上博简内容的撰著时代及作者仍然阙如。从已经出版的第一册《诗论》的内容看，其撰著时代及作者虽难以非常准确地推知，然而尚可从战国秦汉间儒家王权观念的变化中窥知一些端倪。今试述如下，以供专家参考。
    一
    上博简《诗论》所论诗作，有不少跟周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诗论》对于周天子论述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周文王特别赞美颂扬。《诗论》十分强调“文王受命”，编号2简和7简的两简，笔者曾著文论及是可以编连一体的（注：拙文《〈楚竹书·孔子诗论〉“讼平德”释义》，《光明日报》2002年2月19日。）。编连后的内容是：
    寺（诗）也，文王受命矣。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诃（歌）绅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怀尔明德害（曷）？城（诚）胃（谓）之也。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城（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隹（唯）谷（裕）也，得乎？此命也。
    这段简文的“寺”字疑通假作“诗”（注：简文的这个“寺”字，李学勤先生通假为“时”（《〈诗论〉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廖名春先生通假为“志”（《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两说虽皆可行，但笔者以为通假为“诗”字可能更妥当些。郭店楚简《缁衣》篇多有以“寺”作诗之例，而上博简《缁衣》篇则以“”字作“诗”。），当指《大雅》之诗。简文意谓：《大雅》之诗的主旨在于讲文王受命。所谓周文王平虞芮之讼（注：《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即《史记·周本纪》及《诗·绵》毛传所载周文王平虞芮之讼事。），靠的就是文王之德，也可以说这件事，就是文王之德的表现。《大雅》之诗多言文王之德对于后世的影响。《大雅》诗歌的乐章祥和而舒缓，歌唱的时候以埙、篪等乐器伴奏。《大雅》之诗的思考深邃而辽远，真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啊！《大雅》体现了周的盛德。为什么《大雅》多言“怀尔明德”一类意思呢？因为这正是《大雅》的中心内容。“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的诗句，正表明天命的归属，真是这样的呀！孔子说：“正是因为文王谦让宽厚，所以才得到了天命。”这就是天命啊！
    《诗论》作者反复申述的主旨，即周文王从平虞芮之讼开始表明了天命之所归。《诗·大雅》是周族与周王朝的史诗。《大雅》共三十篇，其《文王之什》的十篇诗作皆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为中心展开，《生民之什》和《荡之什》诸篇也大致体现了同一主题，说明文王受命的必然原因和后世必须“仪刑文王”的道理。简文“寺（诗）也，文王受命矣”，正是对于这一主题的简要而准确的概括。第21简谓“《文王》吾美之”，第22简谓“《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也表达了这一思想。第6简谓“［《清庙》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所谓“秉文之德”意即秉承文王的德，同简所谓“不（丕）显维德”，亦指文王之德。第5简谓：“《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诗·清庙》一篇十分简短：“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论》所谓的“王德”，即诗句和简文皆指出的“济济多士”所秉承的“文王之德”。《诗论》以“至矣”称赞之，充分表现了其对于文王之德的无以复加的高度赞颂。
    总之，《诗论》不仅以大段语辞讲“文王受命”，讲继承文王之德的问题，而且对于颂扬文王的诗篇还特意关注，皆可以说明对于周文王及其“德”的赞美，正是《诗论》中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对于其他周王的赞颂也比较显著。第6简“昊天又（有）城（成）命，二后受之”是讲“二后”（周文王、周武王）接受天命。《诗·昊天有成命》篇除了讲“二后”之外，还讲“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颂扬周成王尽心尽力地继承文武之业。对于周天子，《诗·烈文》篇以“前王”概括而称之，谓“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丕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第6简特别重视此语，谓：
    《剌（烈）文》曰：“乍（亡）竞隹（唯）人，不（丕）显隹（唯）德。於呼！前王不忘。”吾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