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简文“《少（小）（弁）》、《考（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其所论“谗人之害”与《诗·小弁》《诗·巧言》的主旨有着微妙的差异。关于《小弁》的作者，主要有伯奇、宜臼之傅两说。汉儒赵岐注《孟子》谓“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辞也”，齐鲁诸家说《诗》亦谓是诗是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注：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17。），据《说苑》、《琴操》等所载，伯奇为后母所谮而被逐之说于两汉时期流传甚广。而《诗序》则谓《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将诗定为宜臼之傅的作品。朱熹《诗序辨说》谓“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如其所据也”。清儒崔述谓朱熹此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注：崔东璧：《丰镐考信录》卷7。）。我们进而可以用这个诘问来分析前说，谓《小弁》亦未必为伯奇所作。
    细绎诗意，可知孟子解《小弁》为亲亲而怨之诗为近是。《小弁》一诗表现了被放逐之子的悲怨。因为诗中有对于父母的埋怨情绪，所以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弟子那里，曾有人认为是“小人之诗”。孟子认为这是陋固的观点，而强调“《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注：《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父母有了大的过错，就应当埋怨他们，帮助他们改正，这才是恪守孝道而真正与父母亲近的正确做法，这才合乎“仁”的“亲亲”原则。孟子此论与孔子诗教符合，孔子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注：《论语·阳货》。）。所谓“怨”，就是对于“父”、“君”的讽谏。
    既然《小弁》之诗主旨在于表现亲亲之怨，那么，《诗论》简文何以不强调此点呢？这是因为如果强调亲亲之怨，那就有将讽谏的矛头指向周王的可能。依《诗论》作者的观点，讽谏甚至痛斥都是可以的，悲怨也是很自然的，但却有一个批评的矛头指向谁的问题。这矛头指向周天子是不对的；指向父母，也不合适。《诗·巧言》痛斥谗言，斥责佞人十分激烈。《诗论》作者将《小弁》主旨与《巧言》同等看待认为都是揭露“谗人之害”的诗作。怀有亲亲之仁的贤子被逐是因为进谗之人的诬陷中伤，而非君父造成的恶果。简文于此强调“谗人之害”，实际上是不惜背离诗意主旨而为周王回护。
    第六，《诗论》第8简最后部分有《伐木》一诗的篇名，由内容看，可以与第9简系连，其开端的“实咎于其也”（注：简文之释此从马承源先生说（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38页）。其说谓“孔子独重责己之句”，故有此评说。廖名春先生连8、9两简作“《伐木》［弗］实咎于其也”，谓“此是说《伐木》不是真地咎责于己。此是解‘微我有咎’之义”（《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当是对于《伐木》一诗的评说之辞。此处的“其”字读若“己”，“其”与“己”音近义同，可以通假（注：说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卷5。）。因为诗中有“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之句，表现了宽人而严己的态度，所以《诗论》谓是诗“实咎于其（己）”，姚际恒谓“自反之意，较前益深”（注：姚际恒：《诗经通论》卷9。），得之。《伐木》一诗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起兴，写出在平和气氛中朋友故旧的宴飨之乐，诗意虽明，但诗的具体时代背景却不得确解。如今，《诗论》将其安排于两周之际诗作之列，对于理解此诗是很有帮助的（注：《伐木》一诗，郑笺谓“（周文王）昔日未居位在农之时与友生于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前人或谓是赞美文王在位以后“不遗故旧”（孔颖达《毛诗正义》卷9），或谓是周武王“灭商之后，燕群臣之诗”（牟应震《毛诗质疑·诗问》）。今可谓是诗盖为周平王东迁以后燕群臣故旧之诗。首先，“篇中曰‘八簋’，曰‘民之失德’，自是天子之诗”（姚际恒《诗经通论》卷9），“诸父”、“诸舅”之称亦表现出天子的身分；其次，诗中颇有喻指平王东迁之事者，如“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喻东迁途中之艰。如“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喻从残破的宗周迁于雒邑。再如，诗中充满对于故旧朋友的友情，亦与平王得诸侯群臣之助而复兴周王朝于雒邑后的态度心境符合，东迁后，周天子的无上权威已风光不再，《书·文侯之命》所载周平王对于晋文侯的抚问之语，直可与《伐木》一诗对读。总之，此诗虽非必为周平王自作，但若谓周平王近臣的拟作，则似可信。）。
    总之，《诗论》第8简将两周之际的诗作排列一起所进行的评说，表现了其作者痛斥佞臣而维护周王权威的态度。除了第8简以外，其他简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而没有出现相反的例证。如第9简谓“《祈父》之责，亦有以也”，《诗·小雅·祈父》表明这仍然是一篇斥责朝臣之作，诗谓“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意指士兵斥责“祈父（司马）”让其久役于外而不得安居，而自己才是“王之爪牙”--即周天子的卫士，本应受到优待，而你祈父有什么资格让我辗转于忧恤之地呢？《诗论》强调了此诗的谴责完全正确、完全合理。为什么谴责“祈父（司马）”就是正确而合理的呢？宋儒吕祖谦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责司马者，不敢斥王也”（注：朱熹《诗集传》卷11引东莱吕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