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的改订新约运动尽管荆棘载途，困难重重，但它却揭开了旧中国外交史上新的一页，同以往历次收回主权运动相比，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早在1902年中英条约和1903年中美、中日条约订立时，中国政府就曾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率的条文，但没有达到。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提出：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等。然而，巴黎和会却以“此问题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后，中国又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被迫照会各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然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被战争所打断。总之，在南京政府以前，中国历次收回主权的努力都是无果而终。
    改订新约运动则与以往不同，它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签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批相对平等的新约。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以往中国的税收往往受协定关税的束缚，如果改变税率须经其它国家同意，无权自订税则。在这次改订新约运动中帝国主义第一次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放弃了在中国的关税特权。《中英条约》规定，在缔约国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定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项条款一律取消，适用关税自主原则。”⑩这样就打破了协定关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关税长期以来一直受外国人控制的状况。关税自主以后，南京政府便把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定于1929年2月1日实行。以后又于1930年、1933年、1934年先后几次颁布了国定税则，都较七级税有所进步。在海关行政方面，国民党财政部训令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前税务处事务由财政部关务署接收办理，总税务司署由关务署管辖，该员秉承关务署长命令办理海关关务，从而国民政府基本上掌握和控制了海关行政权，进而得以把关税税款存入中央银行，国民政府可自由支配。总之，关税自主的实现尽管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由协定关税变成自主关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收回了一部分法权。对于领事裁判权，苏联早在1923年就已经自动宣布取消，德、奥的法权也因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放弃。到南京政府建立时，在中国仍保留领权的还有英、法、美、日、意、荷、比、挪、瑞士等国家。经过改订新约运动，除了墨西哥完全放弃领事裁判权外，在南京政府同比、意、丹、葡、西等国的条约中也都有“此缔约国人民在被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管辖”（11）的条文。南京政府在这次运动中，还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外国人应受中国各级法院之管辖。1931年6月19日，南京政府正式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并在租界内设置了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各一所，按中国法律进行诉讼和判决。当然，以上这些距领事裁判权的取消仍相差很远，中国宣布裁领后外国领事干涉中国司法的现象仍时常发生。尽管如此，改订新约运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司法地位，使中国朝着司法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第三，收回了一些租界和租借地。收回租界和租借地也是这次改订新约运动的重要内容。1927年5月，中英双方开始就镇江英租界问题进行交涉，英方同意将租界交还中国，“所有英国管理市政机关即行解散，其管理市政之章程亦即作废。”（12）厦门英租界也随后收回。天津比租界的谈判开始于1927年11月21日，经过八次正式会议和十余次非正式会议，最后在1931年1月15日收回。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在1929年6月还同英国进行了接受威海卫租借地的谈判，双方于1930年10月正式签订了《交涉威海卫专约》，英国同意将“所有威海卫内之群岛，交还中华民国”，（13）所订租借威海卫专条即行取消。在南京政府以前，北洋军阀政府曾极力向有关国家争取收回上述地区，但没有实现。南京政府继续收回工作，终于使这部分主权回到中国手中。在这批新约中，还改变了以往只有外国人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却得不到同样的待遇的状况。《中英关税条约》规定，从中国输入英国的货物所受待遇“不得次于任何他国出产或制造之货物所受之待遇。”（14）中国经济落后，进口多而出口少，对帝国主义更有利一些，但互惠条文的规定毕竟比片惠发展到互惠，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
    应该承认，这次改订新约运动是中国以往历次收回主权运动中成绩最大的一次。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使帝国主义放弃了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从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总算迈出了一大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颇有进步意义。改订新约运动是中国近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主权，在客观上还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尽管直接目标并未完全达到，形式上的东西仍多一些，但其贡献还是有的，在此以前也是没有先例的，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忽视。
    三
    改订新约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南京政府本身的努力，而且就收回的这部分主权来看，也是不彻底的，甚至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从新订条约的具体内容分析，就可见其不彻底性。首先，关税自主是有限的。《中日关税协定》规定，从协定生效之日起，棉货、鱼类及其它海产品，麦粉，在三年内仍维持原来的汇率，杂品税率一年内也不准提高，棉布更不能高于日本的进口税率。1933年协定期满后，中国曾修改进口税则，提高了棉布，人造丝及制造品的税率，但日商拒纳。结果，南京政府不得不重新修改进口税利，上述商品的税率又降下来，日商才肯照纳。所以，关税自主虽然实现了，但仍受到无形协定的束缚。其次，收回法权也是不彻底的。比、意等国虽然在条约中声明放弃领事裁判权，但又都附有条件。《中比条约》规定，在比利时放弃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政府与比国政府应订定中国对比国人民行使法权之详细办法。如该项办法届时尚未订定，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15）英美等国是不可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整个运动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利时的允诺不过是把继续保留领权的责任推给了其它国家，实际是一纸空文。再次，互惠有名无实。《中日关税协定》签定生效起，运往中国的货物照约办理，而华货并未享受同等待遇，表面上的互惠，实际上不平等状况并没有改变。最后，租界和租界地的收回也是有条件的。威海卫虽然收回了，但刘公岛仍由英国展期十年续借，英航在规定期间仍可在此抛锚。由上不难看出，改订新约所取得的“平等”、“自由”是不彻底的。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修约，还是废约，都不可能真正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只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才能从根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这一点是南京政府不可能做到的，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彻底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⑧《国闻周报》6卷1期第1页、23期第6页、5卷4期第4页、4卷28期第7页、6卷27期第8-9页、6卷37期第8页。
    ⑤《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173页。
    ⑦⑨（12）（13）（16）《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期、27卷8期第131页、26卷21期第132页、27卷8期第123页、28卷第11期。
    ⑩（11）（14）（15）《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61、646、662、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