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前阶段，即第七阶段（1978年至今）的十八、九年以至本世纪末的未来岁月里，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空前大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出国的各类留学人员构成了我国近现代的第七代留学生。
    这个阶段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实施，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有计划派遣为数众多的公费留学生外，在自费出国的留学办法颁布后，更有为数不少的自费留学生，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因而骤增，形成我国有史以来出国留学的空前大热潮。18年来，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远渡重洋，负笈求学于异国他乡，其人数之多，求学学科之全，分布国家之广，前所未有，为世人瞩目。根据最新统计数字，至199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27万人，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4.4万余人，单位公派8.6万人，自费留学13.9万人。到目前为止，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已达9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7万多人，单位公派4.8万多人，自费留学人员4，000余人。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7万多人，其中国家和单位公派人员为4万余人，自费留学人员为13万多人（16）。这个27万人的数字等于建国以来到1978年间即第六阶段出国留学人数的20余倍，并远远超过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前130余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和。在这个阶段里迄今为止已学成归国的9万留学人员，他们热情满怀地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条件，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在推进我国科研与教学，促进科技应用和国民经济发展，开展国际科技文化交流，追踪世界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根据我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堪称是我国教育界、科技界、现代经济企业界和决策管理部门的一批精英。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如：路甬祥、韦钰、冯长根、李华、陈章良、白春礼、侯义斌等，举不胜举。
    四、结束语
    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形势特点有着显著的差别，因而留学生的时代使命也就有所不同，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虽然留学生出国学习的任务都是同样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命运，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即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但是各个阶段的国内外形势特点及出国留学的任务却很有差异。例如第一阶段，由于清朝统治者顽固自大对西方国家缺乏认识和社会风气未开，只有少数自发出国的留学生；第二阶段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美留欧学生，主要是为了办洋务，进行"自强"，培养科技和军事上（特别是海军）的人材；到第三阶段清政府为了搞"新政"，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要求有更多的新式学堂的师资和新军骨干以及新政所需的各方面人材；第四、五阶段处于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统治下，各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个阶段，即第六、七阶段，虽然同样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但第六阶段是在我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始的，以后情况虽有所变化，但派出留学生前往的国家、学习的专业对象、范围则是较狭窄的；到了第七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国留学的范围则较前一阶段远为广泛，已由20-30个国家、地区发展到103个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对象、范围除了各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和自然科学、生产领域各种最新的高精尖科技外，同时还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
    就留学生本身而言，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千差万别，但归纳到一点则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民主革命时期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危亡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留学生们或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而成为职业革命者，回国后从事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或者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真诚愿望出国学习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回国后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效力。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控制下的旧中国，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赶走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因而，留学生中的许多志士仁人、优秀分子先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又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身于革命事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则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出国留学。这个时期的留学生是幸运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专业学习，可以不必像他们的先辈们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而忧心如焚和流血牺牲。当然，为了很好地掌握最先进的尖端科学和生产的管理经验，同样必须付出艰苦和辛勤的劳动。如同江泽民概括的那样：建国40余年，两代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我们的根在中国，要振兴和发展我们的中国"（1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出国留学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已有5万多留学人员先后学成回国服务。他们在'四化'建设的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经济、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潜心钻研、勤奋工作，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到1996年底，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已上升到9万人，1997年1月21-23日国家教委与人事部更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回国工作会议，表彰了318位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
    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我们不仅因为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20）。为了继续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东西，吸收各方面的先进科技和经济管理经验，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再三表示，今后我国仍将继续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即派遣出国留学的政策不变；而我国的广大留学生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大多数在学成后必将回到祖国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在我国四化建设第二个阶段即2000年前的90年代，我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必将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且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着。中国当代的留学生必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稷注：本文主要内容曾于1991年8月20日应内大历史系的邀请由本人在历史系四年级近代文化史专题讲座上作学术演讲。今加修订补充，作为纪念内大建校40周年庆典献礼）
    注释：
    ①戴学稷、徐如《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收入于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②张建伟、左志《第五代》，载《青年博览》1986年第8期，第4页。
    ③胡平、张胜友《世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原载《当代》1988年第1期，同年以单行本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引文见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0页。
    ④史然编《蓝色梦幻：热狂大串连》，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5-46页。
    ⑤⑩（11）参见曹舒丽安《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6期）；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⑥容闳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此处参照两种中译本：（一）旧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3页；（二）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1版，第26页。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据中华书局1939年3月版影印，第7页。
    ⑧《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⑨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台北，1985年1月出版，第260-266页。
    （12）详见戴学稷《中法马江之战和甲午中日海战中的留学生》，《福建论坛》1994年第4期。
    （13）总计自1912年到1929年派遣庚颖留美公费学生1094名。见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3册（台湾1980年出版），第1045-1047页。
    （14）《对外交流的40年》，《人民日报》1989年9月16日第5版，并参考许志怀、关键《四十年出国留学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载《神州学人》1989年第6期。
    （15）李鹏、邹家华是1948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送赴苏联学习而于50年代中期学成回国的。
    （16）《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月22日，第3版；李振平《人才工程与邓小平的决策》，《神州学人》1997年第4期（总86期），第9页。
    （17）江泽民同志语见光明日报1989年10月7日，第1版。
    （18）《光明日报》1991年1月26日，第1版。
    （19）报道与名单均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月29日，第3版。
    （20）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