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中国方面提出将九龙城改成公园，名字称为中山公园或中山纪念堂。将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设在公园之内。[（45）]英方拒绝了这项要求，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拥有城寨的主权。[（46）]
    鉴于英方的态度，2月2日，王世杰接见英国大使时说：此案如久延不决，在港九或中国大有续生事件之可能，中国政府准备于必要时按照1898年条约派警察入驻九龙城。[（47）]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英方重视。2月8日英方向中方提出将九龙城改为同盟公园，以纪念对日作战之盟国阵亡将士。[（48）]中国不再坚持在城内设立特派员公署办事处，但公园的管理权须归中国政府。[（49）]后来中国方面作出让步，同意设立同盟公园，由两国共管。但英方却采取拖延办法，迟迟不予答复。此后随着国内战事日紧，国民政府就更无暇顾及此事了。
    四、小结
    百年以来，九龙城寨问题一直是中英关系的一个死结，它随着"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生，此后便成了一个不时发作的隐疾。清政府视城寨为租借地上一枚棋子，以维持中国的军事、经济利益，故死抓住九龙城不放。进入民国以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及民族自尊心不断提高，要求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主权呼声越来越高。然而英国却视城寨为心腹之患，是对整个香港及九龙租借地的重大威胁，因而不容中国在城内施行管治，并采取强硬措施，拆除城内民宅，终于引起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中英两国也围绕城寨问题进行了激烈交涉，城寨问题成了中英关系的一个寒暑表，中英在不同年代对城寨治权的争执，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国民心态和中英两国关系的具体情况。在具体的交涉中，两国政府都采取谨慎措施，尽量不使城寨问题破坏两国关系。
    历届中国政府都支持拥有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但由于中国国力衰弱，20世纪以来中国未能实行管辖权，没有派遣官员和军队进入九龙城。又由于中国政府态度坚决，英方在此间也比较谨慎。1948年之后，港府对九龙城采取不管不问的政策，九龙城成了"三不管"地区，成了各种罪恶的滋生地。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然重视九龙城问题，并于1963年、1967年对港英拆迁九龙城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迫使港府停止在九龙城的行动。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问题得到解决，中国恢复对九龙城的管辖权就更不成问题。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提出准备清拆九龙城寨，在原址上兴建公园。中国对此表示理解。1987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12月19日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整个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从而为尽早从根本上改善九龙城寨居民生活环境创建了条件。……从整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出发，我们对于香港英国政府准备采取妥善措施，清拆九龙城寨，并在原址上兴建公园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50）]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九龙城问题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手里得到解决。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6卷，第3-4页。（台湾）国风出版社，1963年版。
    ②、④《同总理衙门会谈记录册（1897-1899）》，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44，第181页。
    ③《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电》，1898年4月2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340，中国第一号（1899）第31页。
    ④《同总理衙门会谈记录册（1897-1899）》，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44，第181页。
    ⑤转自刘伟编著《香港主权交涉史》上册，第217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年8月。
    ⑥《香港总商会主席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5月5日，F.O.17／1360，第199-120页。
    ⑦《麦克唐纳致索尔伯里电》，第140号，1898年4月28日，F.O.881／7118，第59页。
    ⑧《索尔兹伯里致麦克唐纳电》，第135号，1898年4月28日，F.O.881／7118，和59页。
    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769页。
    ⑩《香港总商会主席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7月16日，F.O.17／1360，第320页。
    （11）《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函》，第93号，1899年4月15日，F.O.17／1373，第293-294页。
    （12）《殖民地部致外交部函》，第47号，1899年4月17日，F.O.881／7226，第70页。
    （13）《卜力致张伯伦电》，1899年5月16日，F.O.881／7226，第239页。
    （14）《外交部致殖民地函》附件，第146号，1899年5月22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885／5，第160-161页。
    （15）《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电》，第335号，1899年5月23日，F.O.882／5，第161页。
    （16）《艾伦赛致总理衙门函》，1899年5月23日，F.O.17／1346，第235页。
    （17）《索尔兹伯里致罗丰禄函》，1899年5月30日，F.O.881／7226，第278-279页。
    （18）《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密函》，第356号，1899年5月27日，F.O.881／7226，第262页。
    （19）《艾伦赛致总理衙门》，1899年6月26日，第149号附件，F.O.881／7241，第149页。
    （20）《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密函》，第149号，1899年5月27日，F.O.881／7226，第262页。
    （21）《卜力致张伯伦密函》1899年7月20日，8月19日，F.O.881／7241，第263-264页。
    （22）《艾伦赛致总理衙门函》，1899年11月67日，F.O.17／1379，第193-194页。
    （23）《总理衙门致艾伦赛函》，1899年12月15日，F.O.17／1379，第195-1996页。
    （24）《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函》，1899年12月15日，F.O.17／1379，第305-307页。
    （25）同上
    （26）《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函》第118号，1900年1月5日，F.O.881／7464，第69页。
    （27）《卜力致张伯伦报告》，1900年1月19日，C.O.129／N.5528，第165-170页。
    （28）鲁金：《九龙城寨史》，第90页。
    （29）《罗文干致英驻华公使照会》，1933年7月27日，F.O.228／2100，第41-42页。
    （30）《甘介侯致E.J.Jamieson函件》（英译本），1933年6月28日，C.O.129／554／14.No.13832，第38页。
    （31）《罗文干致英驻华公使照会》，1933年7月27日，F.O.228／2100，第41-42页。
    （32）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香港）麒麟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80页。
    （33）《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函》，1934年3月9日，C.O.129／546／11，第91-93页。
    （34）《中国外交部致英国大使之备忘录》，1937年1月5日，F.O.228／2117，第6页。
    （35）鲁金：《九龙城寨史》，第102页。
    （36）《中央日报》，1946年9月18日。
    （37）黎世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社出版1948年，第98页。
    （38）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第163页。
    （39）《外交部驻英使馆第582号电》，1948年1月6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1页。
    （40）《外交部驻英使馆第594号电》，1948年1月13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1页。
    （41）《郑天锡致外交部第558号电》，1948年1月16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3页。
    （42）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98-100页。
    （43）《王世杰致郑天锡62号电》，1948年1月27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7页。
    （44）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100-101页。
    （45）《外交部驻英使馆第601号、623号电》，1948年1月16日、27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3、47页。
    （46）转自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第198页。
    （47）《外交部致驻英使馆第632号电》，1948年2月2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8页。
    （48）《驻英使馆致外交部第464号电稿》，1948年2月8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9页。
    （49）《外交部驻英使馆第464号电》，1948年2月18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9页。
    （50）《人民日报》1987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