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一称考据，又云考订，或言考索，亦作考核，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始于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而且被国际汉学家所共同运用。考证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新陈代谢，它作为方法，也随着新材料、新科技、新观念的出现，而发展得愈益精密和完善。我国自古迄今的杰出历史家都长于考证。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需要考证。
    一、考证学的发展
    清儒钱大昕为其先辈阎若璩作传云："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1）]这说明了考证的基本功能是查明事实，释疑解惑。它包括订误、辨伪等方面。
    《吕氏春秋》卷22的《察传》篇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正读史伪误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后出的《家语》也载此事。它是考证的萌芽。其方法是发现矛盾，查明事实，解决矛盾。
    宋代学术超越汉唐。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言："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2）]其最突出的成果为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撰的《通鉴考异》。
    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序》云："司马光之《通鉴》，别为《考异》一书，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3）]《通鉴考异》采用比较法。由于历史事件虽只能出现一次，而记载却往往有多种，以故我们可以也必须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近真的结论。这是考证史料的科学方法。傅斯年《史料论略》说："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了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4）]
    最早应用石文考史的也是宋人，如欧阳修撰《集古录》，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盖即近世"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明中叶以后，考证之风勃起。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始把考证方法条理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其后顾炎武采用此法，撰《诗本音》，探析古韵，开有清一代研究古音学的先河。
    再后，戴震治训诂学，提倡以字书与经籍互证，所谓"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戴氏《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5）]其徒段玉裁即本此法，撰成《说文解字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这就是顾戴诸大师所倡导的考证方法。阎若璩、惠栋等以之辨《伪古文尚书》，钱大昕、崔述等以之考史，程瑶田等以之释古代名物，高邮王氏父子以之释经传虚字，清末沈曾植等又以之研究西北地理等。正如王国维为沈氏所撰的70寿序所云："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之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广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6）]王氏所说的方法，即是考证。考证学遂成为清学的总称。《清代学术概论》又言："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
    但是，考证仅是治学的初级阶段，不是治学的终极。司马光如果只完成了《考异》，便不能通古今之变，资后王之治。朱熹《答吴斗南书》有云："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朱氏的根本之学乃是义理之学。原来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清代考证之学盛极一时，但其弊则为专事考证而弃义理；以复古为目的，与日新月异的人事脱节。于是就在乾嘉之际，即有较有远见的考证学者对此表示异议。
    翁方纲《考订论》（上）之一云："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辩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8）]
    汪廷儒《广陵思故编》辑焦循与王引之书云："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许郑一言必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词。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知识界奋起发动变法图强的救亡斗争，对钻研故纸堆的考证学日益不满。《汪康年师友书札》（二）辑梁启超于戊戌维新时与汪氏书，严词斥责："考证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
    也就在列强政治文化的冲击下，知识界把古老的考证学推向前进。受欧洲进化论的刺激，康有为等开始断定经籍所载的唐虞盛世乃是孔子等思想家所假托的，并非事实。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云："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9）]。
    西方新技术的输入，也推动考证学的改进。例如我国虽已绘画了多种地图，但对面积等的计算都不精确。《汪康年师友书札》（二）录高凤谦与汪氏书云："胡文忠地图为中国最详之本，惟当时测量之学未兴，纯仍旧本，不免错误"。至是，始用新法测算，改订旧图。
    最早引进外文资料以考证中国历史的是洪钧。光绪间，洪氏任驻外公使，得利用波斯、阿拉伯、俄、法、英、德、土耳其诸国的资料，撰《元史译文证补》30卷，"证中国所未确"，"补中国所未闻"，李思纯《元史学》谓："此方法实为中西交通后无论何项学术皆可应用，而洪氏能首开先路，独辟新途"。
    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对殷墟甲骨等实物资料的研究，成为吸引知识界的新事物。试检《鲁迅日记》所附"书帐"，便可看到他从1915年至1921年期间，对新出的古物图录和考释，几乎是见书即购。
    叶恭绰《汉晋木简序》云："自斯坦因入新疆，为大宗之发掘，于是我国竹木简之见于世者顿增数百事，罗叔言氏首辑印若干为《流沙坠简》，我国学术界惊为破天荒之一事。"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追叙从民国十年春起，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图书馆看了许多书，而"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顾氏说："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
    民国十四年（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古史新证》，对这一时期由于地下实物的出土而促使考证学发展作了总结。王氏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0）]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代表考证学主流的是王国维。在1922年8月28日《胡适的日记》里，把当时的考证学家章炳麟、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4人作了比较，胡氏说："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兹略举前人对王氏学术的评述，以表明其时考证学发生的蜕变。
    1.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史学。
    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王国维便不同了。王学的中心已转向史学。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云："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师之推证古史，其主要根基系统乃在小学"。"先师之治小学，从金石甲骨以证合《说文》，其目的亦在古史"。"先师之治宋元戏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11）]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
    2.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
    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即使注重贯通的高邮王氏，也插架无唐以后书。但王国维已大量吸取新事物。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的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k3h809.jpg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12）]
    3.从古籍整理转向探讨古代制度变化的轨迹。
    清儒考史，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也有对《竹书纪年》的考证等，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古史的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殷周制度变革的探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云：1917年7月，"撰《殷周制度论》成。按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之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有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可也。"[（13）]从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这是王国维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主要标志。
    1927年，王国维沉渊而死。嗣后，陈寅恪、陈垣等继续为史学考证作进一步的建设。
    之前，从司马光到钱大昕都善于对史料进行比较对勘，考证异同，如近人俞嘉锡《黄顾遗书序》所言："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14）]但是，区别历史记载正确与错误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学术界从经验得知，必须是时间、地点和人事的综合。钟琦《皇朝琐屑录》卷16留给我们一个典型的事例：
    雍正十年，以绥远将军马尔赛纵寇伏法。赵翼《皇朝武功纪》谓策凌急檄马尔赛出归化城邀击准噶尔，闭关不出，故上命杀于军前。魏源《圣武纪》谓此战在漠北不在漠南，何由绕二千里之归化城乎？按《朔方备乘》，是时马尔赛在拜达里克城，不在归化城也。
    这里把三种记载作比较，判定赵翼误记。其方法是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考核。基于积累的经验，陈寅恪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据其门弟子所记："先生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陈氏把"时"和"地'的交叉点，比喻解析几何之Gartesian Point。[（15）]
    为建设史料考证的各种辅助科学，陈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乐素《〈陈垣史学论著选〉序》说：1925年以后的几年里，陈垣"着重于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的研究"，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名作，都撰成于此时。其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其中有《校勘篇》、《考证篇》、《辨误篇》等，也都是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续作。
    在本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人，为我国史学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的工作。
    然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一步。"史学所以经世。"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史学界把精密的考证成果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帮助政治家们揭示现代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之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反映当时的史学动态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事实的表面，现在应该探求它的核心了"。这是得到唯物史观启蒙的结果。
    唯物史观给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1）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们开始用这些原理观察和解释王国维等的考证成果，通过现象看本质，把历史学推上了高峰。其主要代表是郭沫若。1930年，透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是把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的先驱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我国东北的炮声，激起我国的知识界奋起救亡。1934年，陈寅恪发表《李德裕归葬传说辨证》一文，据洛阳出土碑版，考实李德裕之所以得从贬所归葬，是因唐宣宗追叙其积粟以备西北边患之功。由此兴叹："此点关系唐末五代及宋辽金元之世局颇巨"，启发读者关切民族盛衰，反对"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含意深长。[（16）]与此同时，曾受乾嘉考证学严格锻炼的吴承仕、范文澜等一批志士仁人，率先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鼓舞爱国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
    考证学为爱国主义服务，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为未来的中国新史学行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