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利用人证
    考证古代史，只能利用纸上和实物的资料。考证近代史，又可从当事人获得确据。兹举两例：
    1.王国维逝世后，清华研究院师生误以为王氏于清末曾在学部所属图书馆任编辑，经推荐王氏至学部供职之罗振玉驳正，谓王氏所在单位不是图书馆而是学部图书局。
    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图籍艺风充馆长"之句，罗振玉见而致书陈氏云："此篇中间叙图书局，似误混为图书馆。图书局直隶学部，主编译教科书及审定等事，其局长以丞参兼之。至图书馆，庚辛间始开创，馆长为艺风。忠悫未尝任馆事也。"[（28）]艺风，缪荃孙。忠悫，清逊帝溥仪予王国维谥。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推论太平天国革故鼎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被五四当事人胡适提出反证。
    《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1日，"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也载此事。其中引胡适语有云："你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上举两例充分说明，人证对考证近代史料的重要性。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在对《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的编辑过程中，曾及时发挥了人证与书证、物证互证的作用。
    （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
    近世较有政治头脑的文人留下了一些调查访问的史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兹举两例：
    1.张佩纶《涧于日记》：
    （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与蔡辅臣告士、容舫侄出都，辅臣同载至八里桥，顾辅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败？"舆者曰："君不见某公墓树乎？僧邸将战，先期命农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于是千里之内一无障蔽，意欲便骑兵驰逐，反为英人所乘，遂致败绩。"今他冢均植新树，惟某公墓树皆截顶，望之惨然！
    此是实地从群众中得来的真实史料，它具体地反映了1860年僧格林沁骑兵部队于八里桥抗击英国侵略军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指挥官对世界近代战争的无知。
    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日）未刻，至仪征……申到纱帽州，大雨如注，街市为皖南镇刘松山兵占满，无可落足……闻刘军索饷，住此不肯前，渡江甫一营，尚有五营在江南螺丝沟、东易一带，在在皆满，行旅为之断绝。
    （初八日）同趁船彭姓副将道刘镇松山之谬。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后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己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连日来往南北岸调停解说，则已晚矣。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须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乾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k3h810.jpg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予昨见中堂原奏，皖南之勇如愿北行，则全军赴徐，否则只令统将前往。以自霆军哗变，不敢强多勇北行。其札刘镇亦如此。乃婉转诳诱，不知所居何心！又在扬见随身之勇，行役甚劳，而统将提督张诗日绿轿红伞，无复从军之概。自古吏治患在中饱，今军中亦然，危哉危哉！
    按，刘松山被官书公牍粉饰为湘军最朴诚的大将，所部老湘军是未腐败的劲旅，但与其实际有天壤之别。赵烈文的目击记，正暴露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真相。
    （六）理清历法
    阅读和排比近代中国史料，往往涉及几种历法的交错。清朝沿用的农历与民国改用阳历的交错；清朝"时宪书"的干支与太平天国"天历"干支的交错；西历的星期与天历星期的交错，等等。稍不审慎，即致谬误。
    近世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死后，其长子虚白为作《年谱》。《曾虚白自传》："这份《年谱》虽然供给了研究父亲生活的作家很多资料，但因我只凭父亲所遗《日记》等零星手稿与平日闲谈可能的记忆，在短时期内仓卒写成，经热心读者指摘错误者已有多处。特别不可恕者，当时为求民前民后纪年统一起见，概用公历纪年，而计算疏忽，竟先后差了一年。"
    我初读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印行的《鲁迅日记》时，因见从民国元年起九年间，纪年都用干支，遂误以为仍按农历计算。但随后读到他的《乙卯日记》：2月14日，"晴，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于是始知其月日都已改阳历。
    近年我与诸生排比近代史料，充分利用了郭廷以、荣孟源等前辈对历法的考证成果。吴子善中补前修之未密，撰成了《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一书。
    （七）熟悉制度与地理
    钱穆老前辈经常叮咛门弟子，研究历史必须有两只脚：一是制度，一是地理。兹举一失误的事例，说明这二者是考证近代史料必下的工夫。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光绪十八年（壬辰）会试报罢后闻闱中事云：
    （四月十二日）子培来，为述子封语，为之增感。盖常熟师于江苏卷上堂时，无时不谕同考细心校阅……旋四川施某荐刘可毅卷……力谓此系张季直卷……尝问爽秋，以文气跳荡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请观其卷，以孟艺及诗秦字韵，力决及非。常熟叹为无可如何。拆封时又于红号知为常州卷也。卒乃见此卷果刘可毅。于是常熟、寿阳及子封亟查予卷在第三房冯金鉴所……早已以"词意宽平"而斥落矣。
    按，张謇称会试正副总裁人名都用籍贯地名代。常熟，众所周知指翁同和，此次会试的正总裁。寿阳，指祁世长，山西寿阳人，此次会试副总裁之一，其事迹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影印的《寿阳祁氏遗稿》中的《祁太府君行述》。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册，光绪壬辰会元刘可毅卷，翁同和评"奇才奇才"。祁世长评"通才也，国器也"。他们是共同把它揣作张謇所撰而定为会元卷的，不意误中了刘可毅。于是翁、祁与同考官沈曾桐一起追查张卷下落，始知已被第三房同考官冯金鉴所斥落。爽秋，袁昶。子封，沈曾桐，曾植（子培）之弟。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和传》第391页用白话译述了这段张謇的《日记》，有"事后，翁同和、孙家鼐、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结果发现在第三房冯金鉴（心兰）那儿"云云。这里，作者把"寿阳"误混为"寿州，遂把孙家鼐顶替了祁世长。查安徽寿州人孙家鼐不在此次会试考官之列，怎能擅自入闱，参加追查张謇试卷的下落呢？此事告诉我们，对制度与地理的考证，不能不密。
    我对这两方面的工夫也很浅薄，但门人中已有注意及此的，如华强撰《太平天国地理志》、周新国撰《太平天国刑法研究》，等等。
    四、结束语--古为今用
    在陈垣老前辈逝世时，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写了一副士林传诵的挽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仇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考证中国近代史，离今不远，关系密切，尤其要重视古为今用。
    在近代中国，最大的是非，是爱国还是卖国？这是史学考证必先分辨的头等大事。例如围绕英国侵占我国香港，史学领域曾激起一些旋涡。其一为对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评价问题。按，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部有反抗和投降的两种人。林则徐千古流芳，琦善万年遗臭，这是在清季即已有定评的。然而世界上却有极少数史家想对此翻案。他们罗列当时英强我弱的史料，论证中国必败，说什么林则徐侥幸在临战罢官，否则必将在英国炮舰面前损兵折将，身败名裂。由此推断琦善的对英投降，割地赔款，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但是，对照考证学的准则，这种想当然是不能成为结论的。因为林则徐统兵抗英，是胜是败，未见事实。怎能凭揣度作为对琦善卖国政策喝彩的根据呢？清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幕僚闲话：尽管林则徐也有缺点，琦善也有优点，"然至今有讥林公为非者，天下必从而唾骂矣"[（30）]。由此可见，对林、琦二人的功罪，广大人民已有公论。谁想要把它颠倒过来，必遭天下的唾骂，他们企图以推论取代考证，是不科学的。
    注释：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
    （2）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最早发表于清华研究院编《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赵万里辑《王静安先生遗著》。
    （3）《潜研堂文集》卷18。
    （4）《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版。
    （5）《戴东原集》卷1。
    （6）《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余墨》（下）。
    （7）《朱文公文集》卷59。吴仁杰，字斗南，著《两汉刊误补遗》等考史之作。
    （8）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
    （9）《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版，本文所引顾氏的几篇《古史辨》序，都据此册，以下不再注明。
    （10）《古史新证》，最早发表于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月刊》第8、9、10期合刊。1935年，北平来薰阁据手稿影印单行本。此据台湾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第6册。
    （11）（13）《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
    （12）（16）（25）（26）陈寅恪《金明馆丛编》二编。
    （14）（21）《俞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1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17）《胡适选集》（考据），台北《文星丛刊》106号。
    （18）《潜研堂文集》卷30。
    （19）（27）《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按清儒尊先师为君，如许慎为许君、郑玄为郑君。戴震晚岁《与段若膺论韵书》尊江永为江君。可见其于江氏，绝无背师之意。
    （22）《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3）《顾宁人学谱》第13页，载台湾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荟要》。按，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校勘学》云："顾炎武《音论》自言据《诗经》通古音之方法，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亦未言顾氏本之陈第。似受梁、谢诸氏影响，未检《音论》原书。
    （24）《潜研堂文集》卷35。
    （28）罗振玉的这封信附见于《国学论丛》第10卷第3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后。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也误学部图书局为图书馆。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已订正。但近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史》下册第1241页，叙王氏简历仍有"一九○九年充图书馆编译"云云。
    （29）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30）曾国藩《手写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酉正至幕府一谈"。未叙所谈内容。此据《桐城吴先生日记》卷5"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