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证学的准则--"言必有据"
    考证重在证据。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强调说："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17）]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作出绪论。
    从事考证的老前辈都提倡慎于下笔，严于取证。如汤用彤撰《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这样。《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17日，"读汤锡予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1月18日，"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刘文典撰《庄子补正》也是这样。"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陈寅恪为作序，叹为"天下之至慎"。陈垣《〈俞嘉锡论学杂著〉序》言，俞氏"下笔不苟"。"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究委，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
    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里举几个名家失误的事例，以供借鉴。
    一是顾炎武以意揣度之误。钱大昕《跋〈金石文字记〉》云："昆山顾氏论《开成石经》缺笔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庙而不讳，信矣。至文宗讳涵而不缺笔，则引古者卒哭乃讳，以证生不当讳。此考之未审，而强为之词也。秦汉以后，御名未有不避者……文宗本名涵，及即位，改名昂。既有改名，则旧名固在不讳之条。《九经》无昂字，设有之，亦必缺笔也。亭林偶未检《唐史本纪》，以意揣度，遂有此失。"[（18）]
    二是孙诒让粗心举证之误。陈垣《关于〈四十二章经〉考》一文有云："考证史事，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孙仲容为清末大师，其所著《〈牟子理惑论〉书后》据《牟子》以证《老子河上注》为伪，谓《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三十七条，兼法《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今所传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汉艺文志》载《老子》有《傅氏说经》三十七篇。彼此互证，知汉人所见《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尔，足明其为伪本云云。夫《河上注》之真伪，另一问题。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谓与牟子所见《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不合，遽指为伪；不知《河上注道经》何尝非三十七篇，所谓八十一篇者，与《德经》四十四篇合计耳。"[（19）]
    三是王国维凭孤证判是非之误。王氏曾指责戴震不敬其师江永，不尊之为"先生"，而称为"老儒江慎修"。胡适于《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此说不能成立。胡氏查阅了全部《戴氏遗书》，其中称江永为"江先生"或"江慎修先生"的凡32次，而称"老儒江慎修"的仅见于《声韵考》与《〈六书音韵表〉序》。这两文追叙郑庠、顾炎武与江永发展古音研究的历史功绩，有郑庠分六部，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云云。联系上文看，戴氏并无对江氏不敬之意。[（20）]
    上举三例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导致失误的原因则一，即立论无据，违背了考证学的准则。
    另有两例更须引以为戒。
    一是凭记忆恍忽命笔，竟致大谬。
    章学诚《丙辰札记》云："李百药撰《高齐书》矣，其子延寿撰《南北史》，叙述高齐，岂能徒藉父书，无变例欤。"这里，章氏把李百药、李延寿误为父子。俞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云："按：李百药定州定平人，子名安期。延寿，相州人，父名大师（均见《唐书》一百二，列传第二十七）。二人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盖因百药《北齐书》系用其父德林《齐史》重修而成（见《史通》《正史》篇）。章氏恍忽记其父子修史，而忘却德林，遂使百药谓他人父矣。"[（21）]
    二是削足适履，引文失实。
    《清代学术概论》，为梁启超得意之作，但其中有些引文失实。柳诒征《顾氏学述》云：
    《清代学术概论》：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固炎武所自创也。盖顾氏《音论》中卷《古诗无叶音》一篇中，尝引陈第《〈毛诗古音考〉序》及《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序》，其下方为顾氏自为之论。顾氏明言之曰："已上皆季立之论。"梁氏读其所引陈氏之说，不知何以不顾前后，第节取中间数语，误为顾氏之说。[（22）]
    谢国桢氏早年所著《顾宁人学谱》也有此失。按顾炎武《音论》中卷照录了明陈第字季立《〈毛诗古音考〉序》全文，其中有云：
    晚年独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读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
    谢氏于叙述顾炎武传略时，引此一段，上加"宁人云"三字。宁人，顾炎武字。于是陈第所言便被改为顾氏语矣。其实，顾炎武晚年往来华北，终老华阴，何尝有"独居海上"之事？谢氏不察，竟致此失。[（23）]
    要正确对待前贤考证的失误。钱大昕《答王西庄书》："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24）]
    要严肃对待自己从事考证的得失。陈寅恪《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有云："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25）]
    诸如上述，集中到一点，考证工作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这就是实事求是。
    三、考证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
    研究中国古代史，需要考证，研究中国近代史，由于资料丰富，情况复杂，更需要考证。十几年来，我与研究生讨论近代史，做了一点考证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意见，请同行指教。
    （一）必先建设目录学
    目录是治学的门径。考证近代史，也必先建设资料目录。
    还在本世纪的40年代，郭廷以发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引用书目"（包括中英文）600余种。自50年代起，中国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11种，分别附录有关"书目解题"，其中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单行出版。对此，学者称便。
    我与诸生讨论太平天国文献，从目录入手。拙作《太平天国经籍志》，就是讲课的产物。
    对旧的近代史料目录，需要增补。以"日记"一类来说，不能停留在曾国藩、翁同和、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的"五大日记"阶段，而要包罗近期问世的郭嵩焘、曾纪泽、王文韶、赵烈文、张謇等多家牵涉朝章国故的日记。有些尚待出版的重要日记，也该列目。如《郑孝胥日记》（稿本）68册，起光绪八年，迄民国二十六年。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的要籍虽已出版多年，但以后出现的有关版本等资料却为旧的"解题"所漏记，也须补辑。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于民国十九年石印之前已于《中国学报》发表，见鲁迅《壬子日记》。而蔡元培《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等皆未言此事。按，《鲁迅日记》云：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
    对旧的"书目"的错误，应予订正。如高枬《庚子日记》，因作者官至都察院给事中，故又题《高给谏日记》，而《义和团》（资料丛刊）所附"书目"误以"给谏"为人名，为吴湘相氏所讥。见吴著《近代史料举隅》所辑《史料与史学》一文。
    （二）继续发展辨伪学
    1.辨伪书
    清儒揭露了不少伪造的思想古籍，有些尚有利用价值。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言："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26）]。但近代史料中的伪书却只能起淆乱视听的坏作用，必须加以揭露和清除。
    辨伪的方法，是将伪书的内容与真实记载相对勘，发现破绽，抓住铁证。罗尔纲从胡适那里学到此法，用以识破《江南春梦庵笔记》是太平天国史料中的一部大伪书。其经验尤为突出。
    按，此书出笼于光绪年间，伪托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的亲信沈懋良所作，作者自称其资料皆得自蒙得恩。所记太平天国的官制等都古怪离奇，欺骗了不少读者，包括朱希祖、谢兴尧等著名学者。但它留下了作伪的马脚，终于被罗氏所揭露。特别是蒙得恩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死去，有洪秀全的文书为证，而此书却记甲子十四年蒙得恩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至于对蒙得恩的年龄、家庭等情形，沈懋良也是下笔即谬。由此判明，作者并非真是蒙得恩身边的人，所写的资料也决非得自蒙得恩而是捏造的。
    在罗先生的启发下，我于80年代揭露了太平天国史料中的又一部伪书《磷血丛钞》。
    2.辨伪物
    伪造的近代文物不少，我们必须细心鉴别，以免上当。1956年春，我在扬州见一"汉砚拓本"，砚侧有太平天国大将赖文光题字，即作为"新史料"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感谢荣孟源前辈，立即撰文诃正。荣氏用"内证"法指出"题字"种种破绽，肯定是赝鼎。其一，"题字"与太平天国制度不符，如赖文光自署"平天贵"，太平天国从无此爵。其二，"题字"与太平天国史实不合，如杨秀清早于丙辰六年死于内讧、赖文光怎能于己末九年还向东王献汉砚呢？
    我终身铭记荣氏的教诲，并经常与诸生讨论，引以为戒。
    （三）辨误
    1.辨笔记资料之误
    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有云"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27）]。近代的笔记资料尤多，必须核其史源，辨其错误。
    如清末宣统年间在上海发行的《刍言报》，陆续发表了该报创办人汪康年谈掌故的短文，其后汇辑为《汪穰卿笔记》。其中有一则赞胡林翼云：
    胡文忠病，尝饮王远仲药而愈。已而治兵黄州时，军事方急，前病复发，或劝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这里，汪康年弄错了为胡林翼治病的人名和胡氏病危的地点。按，为胡林翼治病的是湖北道员张曜孙字仲远，不是王远仲。此次胡氏病危的地点是安徽太湖县，不是湖北黄州城。兹以《胡文忠遗集》（86卷本）与之核对的结果如下：
    胡林翼于咸丰十年春间在黄州发病，由张曜孙为之诊治而暂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胡氏《复荆州府唐荫云》："弟请假一月，仍在营调养，现服张仲远方，颇有成效。"旋移驻太湖。冬春之际，病又大发，官文拟遣张曜孙从武昌前往诊治，胡氏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复官中堂》云："林翼大病五月……前闻仲远之病而不敢请。继因太湖虽守备皆完，而以烽烟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则病势危笃，一日不如一日，来亦无及矣。"汪康年的这则笔记，就是从以上故事附会而来的。
    又按，张曜孙仍即日赶到太湖为胡氏治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十日，胡林翼《复官使相》："仲远初九日到营，其言病状甚悉，仲远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十三日《致官揆帅》："仲远之药已服三帖，亦尚相安。"由此可见，汪康年的短文不仅疏误，而且有断章取义之嫌。
    2.辨社会传说之误
    近代的社会传说甚多，必须核实，订正讹误。如义和团运动时，清廷顽固派杀不附己之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一时社会传诵袁昶所撰与许景澄合奏忤慈禧太后之三摺稿。著名学者俞樾据以写入许景澄墓志铭。但经民国初年清史馆同人查档，发现此三摺并未入奏。章梫《一山文存》卷三，《袁昶传后》云：
    三忠授命后，海内传袁忠节三摺稿甚著，俞曲园先生撰《许文肃墓志》亦采之，谓许与袁合奏者。予在史馆复纂《许文肃传》，即据以辑录。迨复纂《袁忠节传》，初辑者备录三摺，顾亚遽前辈瑗复纂其后二摺，签云："实未入奏"。予又遍查军机、内阁、奏事处各档，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实无袁忠节摺件。许文肃有二摺，亦均言他事，则袁之第一摺亦未入奏者，因并删之，兼删《许文肃传》与袁合疏之事。
    由此可见，对近代的社会传说，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