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军事、哲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宏论，一直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指路明灯。我和上海社科院已故院长黄逸峰等人，于1956年筹建上海经济研究所，半路出家投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时，便是紧紧遵循着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进行的。平心而论，如果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40年来所出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通过这些科研而培养和涌现出来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还多少起了一点添砖加瓦的贡献和作用的话，那么，饮水思源，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对我们的研究起了引导和鼓舞作用。因此，我们今天既要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中符合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继续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冲破成规，对其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的论点，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以便使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一个新台阶。
    近期内，杭州大学历史系郭世佑副教授，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发表《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两文，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作了较全面较深入的阐述和分析，题目选得很好，立论基本正确，笔者对作者的理论勇气颇为赞赏。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力图说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主要理论根据是革命史观，而不是全面研究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则力图说明毛泽东写下中国近代史论的身分，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而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便必然带有种种历史局限和不足。作者的这一论点，基本符合毛泽东研究中国近代史论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只想作以下补充：即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职业革命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对毛泽东来说，是一身而二任，密切不可分的。当然，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目的，是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而决不可能花费更多精力去全面解决历史问题。下面，我想对此加以更为详细的论述。
    二
    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除了有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贡献而外，对引导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点：
    1.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是毛泽东在吸收了30年代展开的一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因此，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的主要国情，这不仅是认清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同样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基本根据。
    2.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诸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突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农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广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历史创造者，从而冲破了中国历史学界"帝王将相一边倒"的旧传统，这应该看做是中国史学界的一次观念革命，也是新旧史学界的分水岭。
    3.明确了资本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势力是阻挠中国近代化和造成长期贫穷落后的主要因素。过去在旧中国知识界，对这一问题长期认识不清，这里可举胡适为代表。胡适"贫、病、弱、愚、乱"的五鬼闹中华论，仅仅罗列出中国贫穷落后的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所在，怎能开出振兴中华的良方呢？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因而把"反帝"列做中国革命的头等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驱逐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既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也同样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4.明确了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应划分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加以区别对待。这是毛泽东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社会条件的一个创造。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内长期纠缠不清，导致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许多中共党人把官僚资产阶级混杂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统统认作是革命的朋友，对官僚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性，丝毫不加警惕，结果吃了大亏。政变之后，又错误地把整个资产阶级统统当作敌人，作为革命对象，把被蒙蔽被欺骗的广大民族资产阶级，赶到了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壮大了敌对阵营，孤立了革命人民。要不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大声疾呼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定下了区别对待两个资产阶级的长期战略的话，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绝不可能那样快那样顺利地取得成功的！
    5.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目的与方法。我相信，大多数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同仁们，在这方面都会有同感。
    6.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论学说，这是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精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创造。
    三
    由于毛泽东的身份主要是革命领袖和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的近代中国史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必然会出现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而且有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还牵涉到执行者的过错。
    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历史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哪几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同样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点：
    1.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出现严重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导致了阶级斗争观点与历史主义观点在60年代发生一场大的论争，无端地伤害了一些进步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对历史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
    2.重政治轻经济，片面强调近代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连三届政府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措施，也加以一笔抹杀和全盘否定。如对晚清政府兴办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对国民党政府30年代的某些经济改革，以及在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等等，都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评估。
    3.片面强调了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导致过份提高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把迷信愚昧、狭隘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之一；而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和作为新兴中国资产阶级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维新运动，反而被摒弃在外，这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4.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论。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还是很慎重的。他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买办阶级"后又陆续提出了"豪绅买办阶级"、"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等等；到了1939年1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几乎改变了口气，不再提"豪绅买办阶级"，只提"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了。直到1947年12月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著名文件的第六节中，才最后宣布"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并正式把这个资本定名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论点，是前后经过21年之久的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才最后界定下来的。在这一问题的论争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在近代中国，形成过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是经过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客观存在，是难于否定和抹杀的。当然，在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界定，是紧紧跟随着国共两党斗争形势的演变而来，政治色彩十分浓郁，主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概念来衡量，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处于游移不定的复杂环境之中。而且这个资本和它的代表人物，撤退到台湾以后，未再存在和发展。
    5.对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另一面作用，即促进中国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客观作用，估价不够，从而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不敢大胆利用这些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片面强调向苏联一边倒，因而耽误了对外开放的时间。
    6.对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本国情，虽有所认识，并一再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但是，没有把这一认识提到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理论高度，认真地当作一个重大革命战略问题来考虑，划出较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补课过渡时期，即正式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以便奠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实经济基础；而是仅仅短时间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匆匆忙忙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的1956年，便实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提早结束新民主主义，在极不成熟的条件下勉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导致1957年后一系列"左倾"措施，一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文革"十年浩劫，险些断送了党和国家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