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洋务、维新、新政、共和革命四大阶段，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言，这四大阶段皆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每一环节都包含着历史的进步，也包含着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其得失成败，颇有令人思索再三的内容。
    一
    清光绪二十年（1894），黄海大东沟一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维新派和保守派从不同立场愤怒指斥"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1]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近日又有一种议论，谓今日之祸皆由数十年之讲洋务。"[2]他自己则称洋务运动为"中国虚度此数十年"，"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3]。可见洋务运动"破产说"、"失败说"并不始于今日。从当时情况来看，洋务企业经营的情况大多令人沮丧。洋务派提出的"求强"、"求富"口号的功效亦如李鸿章所言"茫如捕风"[4]。但问题在于，历史评价不能为"枝枝节节"的历史活动所迷惘，而必须充分关注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其价值意义只有在现代化运动的观念框架内方能获得理解。
    对于洋务运动重新评价的核心是"制器"。与后来风雷激荡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比较，"制器"当然格局狭小，眼界有限。问题在于"制器"活动的效应与意义决非局限于自身，它所引起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制器"需要引进"制器之器"，因为旧式技术与生产工具实难完成新式产品的制造，由此而有相当规模的机器及其生产技术进入中国，而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雇佣工人也大批产生。
    "制器"需要"制器之人"，由此衍生出三方面活动：（一）"延请洋匠，教习制造"；（二）"开馆教习"，创办新式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5]；（三）选派留学生出洋，"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6]。这三项措施从不同角度启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造就了一批学到了新本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者。
    洋务运动的"制器"是在缺乏相应科技背景的条件下进行的一项活动，急切输入相关科技理论成为刻不容缓之急务，然而"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导。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7]。因此"翻译之事"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赋予"制造之本"的意义。介绍声、光、化、电科学知识和西方史地国情的大批译书，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天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智力开发之功效。
    "西洋制造之精，实际原本于测算格致之学"[8]，格致之学因之"藉制器以显"[9]。译馆译书"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求格致，故格致之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10]。一批以"格致"为名的科学机构，亦即所谓"格致学院"在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相继成立。《格致汇编》、《格致启蒙》、《格致测算》、《格致举隅》等以"格致"命名的科技书刊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于一个古老的传统社会来说，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增长，无疑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机器工业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小农经济社会中，而必须有相应的燃料工业、原料开掘乃至交通运输业作为发展条件，采矿、交通、冶炼等项目因之兴建。军工企业的经营，耗资巨大，要求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来维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民用工业因之兴办。到甲午战争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现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现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时论所公认。
    洋务时期因引入西方器用而衍生出的持续变革的运动包蕴着深刻的历史底蕴。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述其要谛说："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当然，这样一种后果是"制器"首创者始料未及的。他们"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濜一步"[12]。在这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中，"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体"的内涵不断紧缩，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发生溃败，早期现代化进程步步向纵深推进。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之所以能够站在洋务运动的"肩膀"上批判洋务运动并发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呐喊，就其发生机制而言，仍然必须追溯于洋务运动所造成的文化持续变革开放的契机。
    洋务运动变器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传统文化体系的整体性，造成连锁变革的契机，而且在于通过新型物质文化系统的建树，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引入中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一种以小生产力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无法容纳的东西。在中国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虽然一再受到战争的破坏，但很快便"以同一形式全新恢复起来"，因为，战争与动乱"只是一种外加的破坏，而不是内在的瓦解。内在的瓦解是使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而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只有机器才能完成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1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4]洋务派引入大机器生产"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他们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自强御侮，拯救"它们十分感恩的国家政权"[15]。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戊戌以来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几近一致地责难洋务派只引进西方技术与生产方式，而不去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造。这种责难的误区一是不懂得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而必须受制约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二是忽略了"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16]。历史的经验表明，指望在现代化道路上通过革命方式绕过现代生产力所需求的物质基础，一跃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一厢情愿。而洋务运动的功绩正在于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进行了最擋的现代化改造。
    历史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派给。论者批评洋务运动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全然不去考虑当时是否具备进行制度层面改革的内外环境和客观基础；论者又以洋务运动未能"求强"、"求富"而判定其破产失败，事实上，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和"强"不仅是洋务派无法完成的任务，也是今天的中国人仍在全力奋斗的目标，因此而责难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实在是"于筚路蓝缕之际责以制礼作乐之事"[18]。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格局来观照洋务运动，它理应承担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至于启动后的发展则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应该承认，洋务运动大体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方式完成的。
    二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对其师有过这样两句评语："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19]这一评语实际上可以用来观照整个维新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典型人物的维新派是从传统士绅中脱胎、分化而来的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他们的登场，意味着中国社会舞台上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发生了重大转换。
    一般而言，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可以分为四个类型：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军人、工商资产者、知识分子。若对世界范围内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稍加辨析，那么，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南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军官主导型。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则经历了由行政官员主导型向知识分子主导型的演迁。
    和中国社会其他阶层比较，从社会急剧转型和维新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对现代性挑战有极强的领悟力，同时也最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他们是现代化的热烈鼓吹者和推动者，同时又往往是现代化变革中最为激进的角色。
    维新派的激进，首先表现在"全变"的变革纲领上。鉴于洋务运动的惨淡结局，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0]。"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21]。梁启超剖析传统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互为原因，互为结果"，在此种复杂格局中，"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因而他认为，若言改革，必须"全体并举，合力并作"。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明治政府"全体并举，齐力合作"，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轻快捷速，打破局面"[22]。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斗士，他提出"冲决罗网"[23]的命题，代表了维新变法时期最勇敢的言论。他所说的"罗网"包括利禄、俗学（词章、考据）、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全球群教、佛学九种，其范围又超出康有为的"全变"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百日维新"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300余件，内容涉及官制、法律、军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字林西报》不无感慨地评论："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维新派的"全变"思路与齐头并进的变法举措带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即在"诏定国是"后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铺开，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新派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除了知识分子特有的书生意气外，还与另外三个客观因素直接相关：
    第一，早发现代化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赶超"的迫切感，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因而是在相对"从容"的心态支配下向前推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者则因外来的现代性挑战而看到了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强大的紧迫感、危机感使他们易于在主观上形成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
    第二，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落后往往意味着国力上的衰弱与全面的落后。由于陈旧因素"对待相生，牢不可破"，形成"胶葛纷纶"的整体联系，因此，在某一方面推进现代化，势必因缺少来自其它方面条件的支撑而备感艰难。严复与梁启超不约而同地述说改革者的焦灼说："今者审时度势，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24]而这样一种感受和认识很容易导致现代化推进者采取全面现代化的战略。
    第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既有的"经验"、"道路"和"模式"，不仅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往往导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精英产生"全面采借"的强烈欲求与"全面采借即意味着成功"的信念。甲午战争后力倡"西化"的言论与康有为"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的说法都透露出这样一种心态，而任何对早发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全面采借实际上都意味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作为现代化策略的一种类型，全面推进现代化自有其优势所在，这就是充分调动社会变革激情，广泛唤起现代化的支持力量，实现现代化变革中各方面相互支持的协调发展。然而，这种策略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首先，"全体并举"的现代化变革有赖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劲的现代化推进力量，缺少这些基本要素，仓促上阵，将使现代化推进者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其次，全面型的现代化方案及其实施，既可能广泛动员支持现代化的力量，也可能因全面触动旧体制而将反对现代化的潜在力量动员起来，形成抗拒现代化的强大阻力。在一个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人们对现代文明还相当隔膜的社会中，后一种动员比前一种动员来得迅速和效果显著，其结果是很容易断送刚刚起步并充满生机的政治变革，造成现代化进程的大挫折。
    全面型现代化方案所包含的风险是维新派从主观到客观都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全力推动的齐头并进的变法因而遇到空前强大的抵抗。
    强烈的抗拒首先来自因变法而触动其私人利益的守旧力量。康有为请开制度局，军机大臣集体抵抗；梁启超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与八股性命相连的举人"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光绪帝令将天下宗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怒"；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尸位素禄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梁启超在事后非常感慨地说："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25]这确是历尽劫难后的甘苦之言。
    维新派的艰难，不仅在于他们面对的是凝结怨恨和杀机的巨大历史惰性，还在于他们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天然是思想家、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和实行者。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表明，维新变法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启蒙者的鼓吹，更离不开实行家的努力。日本的维新派就是一批精明强干、"断事大胆活泼"的实行家，他们虽然如福泽谕吉所说："知识非常浅薄"，但却具有知识分子型现代化推进者绝对不及的政治实践经验。这样一种优势可见于中日维新变法运动的策略比较之中。
    新政府成立后"诏定国是"是中日维新运动的共同做法。但日本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约，中国却是"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26]，显示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在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上，日本明治维新紧紧抓住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这一核心主题，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轻快捷速，打破局面"，其他方面的变革则依轻重缓急，分别展开。"百日维新"却不分主次先后，从"变官制"到"剪辫易服"齐头并进全面变革。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以旁观者的眼光指出"百日维新"的策略错误说："他们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容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27]这确实是切中要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