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对抗是现代化变革天然包括的内容。然而新旧矛盾对抗的必然性并非意味着现代化推进者可以忽略必要的政治谋略以减少变革阻力。不明智地扩大打击面和激化矛盾，都有可能带来葬送变革命运的风险。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推进者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善于利用时机与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力，对于反对现代化的传统势力和各种与旧制度相联系的利益集团，他们采取和缓性的赎买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相对抗的程度。维新派却缺乏冷静务实的政治谋略，更多一些操之急切的急躁心态。他们贸然触动满族人的特权和习俗，使"旗人的不满意达到了顶点"。他们又酝酿以武力制服或慑服慈禧西太后[28]，其直接后果是太后"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29]。由是而有康、梁逃走日本，光绪身囚瀛台，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之悲惨结局。
    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表现的激进主义虽然并非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因种种激进主义而造成的谋略失误无疑对变法失败的最终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即有论者指出维新派"过激"的失误说："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30]其言确乎深有道理。
    维新派在现代化谋略上的失误，固然构成维新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其功绩的卓著已载入"中国现代化"这部宏伟巨著之中。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然而，正是这一"软弱"的阶级以一帮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书生激荡风涛，牵动朝局，发起"知其难而为之"的改革运动，与国内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何等伟大的勇气！历史的发展充满着矛盾与危机，充满着复杂性与偶然性，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便潜藏在这复杂的历史旋涡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主动性，以一种"雄横一时"的胆气去捕捉中国现代化的际运，无论成败如何，都堪称中国现代化运动中顶天立地的英雄。
    三
    "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意味着现代化受挫，但是，"中国革新之机"已"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而后已"[31]。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后不到三年，承继百日维新事业并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的改革再次出现于京师，波及全国，史家称这次改革为"清末新政"。
    如果不带偏见地评价，"清末新政"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这些实绩所构造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与有形的实绩并存，改革中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动员的程度以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程度，亦较过去有了引人瞩目的进展，而这些因素都是现代化的基本变量。
    清末新政的发生明显地具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其主持者又多是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们，时论因此通常把清末新政称为"假维新"。这一传统论断实际上大有问题。所谓"假维新"的真确含义应该是侈谈维新变法，实质上无所行动，甚至背道而驰。而清政府在新政期间确确实实地在推进变革，并取得远较百日维新实在的成效，其言与其行大体一致，实无相悖之处。以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同样乏于逻辑的力量。以"动机"论历史，所表述的不过是泛道德主义的偏狭思维。更何况，现代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本来就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亦即传统统治集团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清末新政实际上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内容。
    然而，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来得太晚的改革。在日本和俄国，与新政具有相似性的全面性的现代性变革早于19世纪60年代便已展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问题，不仅不同于先行国家，而且后起越晚，形势就越为复杂。由于西太后主持下的清政府把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国内关于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国际上现代化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也急剧加大，这种情形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决定了新政一旦推行，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首先，传统君主制下的有效改革，以拥有充分集中的政治权威以及享有这种权威的合法性为前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也要求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将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施展于现代化的最关键环节。但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拯救民族危机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与无能，清廷高层领导面对改革浪潮的满腹疑虑、犹豫不决以及盛行于各种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普遍的信任危机与政治民主化情绪的高涨。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化中央政权与政治民主化是突出的一对矛盾。强化中央政权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集中，民主化则意味着政治资源的分散。清政府在这一对矛盾中左右冲突，进退两难，最终无力解脱困境，走向崩溃。
    其次，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改革与法制改革，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的机制。然而，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附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其结果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例如，传统科举制既是维系王朝与社会精英关系的重要纽带，又与成千上万的士人举子"性命相依"。当科举制作为现代化的梗阻被废除，不仅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中断了与士绅阶层的联系，而且在原来以举业为生活目标的士子阶层中，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烈，反叛情绪普遍酝酿。同样深刻的矛盾发生在其它方面的变革中：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然而，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全然无法吸引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清政府为稳固统治秩序而扩编新军，军队成分的变化和士兵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却使新军对传统政治深致不满，转而向相反方向演化；清政府在"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讲求商务，奖励实业，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而清政府在新政启动之后，既无力引导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回归到传统统治秩序中，又无法应付现代化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将新政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与新的社会力量纳入传统集权政治的规范，其结果只能是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最终被由改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
    四
    20世纪初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在于：清王朝虽然油枯灯尽，革命势不可免，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却并不成熟。这一深刻矛盾注定将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首先是权威真空的填充问题。
    中国传蛽政治权威集中体现于皇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权既是权力中心，社会与政治整合的中枢，又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心。
    从秦始皇到宣统，皇朝体制在中国存在了2132年，无论农民起义、外族入侵，还是军阀混战，作为国家组织结构与治理制度的皇朝体制始终是"风动云动天不动，江中水流石不动"，表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超稳定性。
    皇朝体制在中国的历代相沿、长期存在，绝非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或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神圣规则，而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小农经济相适应，合乎中国传统社会生存、稳定、和谐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皇朝体制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在中国社会获得普遍的认同和信仰。中外学者称此种体制为"威权体制"、"君主专制"、"皇权至上"，触及实质地揭示了皇朝体制的根本性内容。尽管在专制王朝兴衰过程中非君乃至无君思潮若隐若现，但它们只浮动于文化精英的极小范围内，无法形成皇朝体制的解构力量。尽管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无以计数，但这些反抗运动只不过是韦伯所称的"传统主义革命"，并未脱出皇朝更迭的传统轨辙。即使挟千里席卷之势的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孕育的也仍然是皇朝体制的幼卵。
    皇朝体制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功能和泡肌浃髓的影响，意味着皇权一旦被推翻，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亦将同时消失，形成权威真空与权力真空并存的深刻的政治危机。
    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由传统状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总会伴随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由于新旧权威转换的异步性，其间往往出现合法性基础的断裂，亦即权威真空或权威危机。一般而言，填充权威真空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利用旧的权威形式实现权威基础的较平稳而逐渐的转换，最典型的是采取君主立宪制，以旧的象征符号保护新的权威基础的生长。英国、日本、德国即属这种类型。第二，以个人魅力型权威填充权威真空。这在有殖民地经历而又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最为常见。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土耳其的凯末尔、加纳的恩克鲁玛等均属这种类型。第三，建立新的法理权威，如法国、美国。第四，在既缺乏可资利用的过渡型传统权威，又缺乏可以凝聚整个社会的个人魅力型权威的情况下，由军人实施强权政治[32]。
    不幸的是，以上四种填充权威真空的方式都无法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危机中得以实施。
    在各派政治势力中享有崇高权威的孙中山试图重建新的政治权威。但是，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不利条件。首先，手上几无军事实力可言。而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层次上的政治强制，都与一定的军事实力相联系；其次，由于清政权基本上是自己打倒自己，而不是为长期革命战争所推翻[33]，孙中山又长期远离国内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孙中山以个人魅力型权威来填充权威真空；最后，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驱除鞑虏"的口号远比"民主共和"的口号更具感召力，而反满主义并不能支持新的法理型权威形成。正因为无力解决推翻清王朝后空前突出的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孙中山不得不将最高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
    和孙中山侠比，袁世凯不仅握有清末民初军事力量中的精锐--"北洋新军"，而且在旧体制与资产阶级中拥有广泛的有力的支持。凭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袁世凯采取一系列强权手段集中军政大权，解决了孙中山束手无策的权力危机，并试图通过恢复帝制建立合法性政治权威。问题在于君主制作为一种权威类型，已因清末民初的鼎革而丧失了资源和威望。世界民主化潮流也以其强有力的示范作用，摧毁了国内民众接受帝制的心理基础。袁世凯一着失识，满盘皆输。而孙、袁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产生"普遍为人遵从的领袖"。对于现代化的推进而言，这样一种长期的"权威真空"既阻滞着必不可少的社会动员，又是种种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