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什么要选择和宣传"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呢？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王韬曾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长安久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7]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18]陈炽也称赞英、德两国由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19]。此外，郑观应、何启等也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认识。很显然，在这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看来，美国、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不但不能接受，甚至是必须抵制的"洪水猛兽"，因为这种制度是"权偏于下"，"权不一而志不齐"，甚至使"政柄在贫贱愚民"之手，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皇帝，如何能建立正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清朝君主专制越来越腐败的客观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不寻求补救的办法，于是"犹有中国三代之遗意"的英德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便自然而然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又不能照搬。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德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缺憾，那就是"君权过轻"。他们认为，西方人宣传自主之说，置君如弈棋，可以随意摆布，甚至被废黜，终于造成权臣武将之间彼此相攻，天下大乱，因而"稍违圣人之道"。经过"斟酌变通"而后提出的"君民共主"制度，议会的作用和意义被大大地缩小，只能作为辅佐弥补君权制的不足，才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心目中的议会不再是权力机关，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构，其基本职能是维护皇权的尊严，提高皇帝的权威。十分清楚，早期维新思想家宣传君主立宪，一方面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民权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含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畏惧。即使如此，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也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以商为本"的思想
    "以商为本"或重商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略日益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的刺激下产生和形成的。与"君民共主"思想一样，重商思想也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
    70年代，王韬根据对英、法等国的实地考察所见，提出"商富即国富"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但他主要着眼于洋务企业的"官办费用浩繁，工役合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等弊端，希望对"官督商办"进行改革。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更多地是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挽救江河日下的贸易入超，堵塞财富大量外流的现实出发，提出重商问题。薛福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商务。他批评清政府"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强调商为"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20]？他还提出"导民生财"、"为民理财"、"用机器、殖财养民"的主张。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商战固本"的救国方案。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在郑观应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材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不如兴师动武那样容易被察觉的"商战"，因此，制伏之法，是以商战对之。并且认为，只有发展工商业，国家才能富强，以商战固国本，国本强了，帝国主义就不会再来侵略。
    "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曾经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但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问题上的歧异，两者逐渐分离开来。早期维新思想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君民共主"与经济上的"以商为本"为其特征，是19世纪下半期进步思想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注释：
    [1]《李文忠公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
    [2]《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
    [3]《李文忠公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
    [4]《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
    [5]《李文忠公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
    [6]《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
    [7]《开矿上》，《盛世危言》卷4。
    [8]《盛世危言·自序》，《盛世危言》卷首。
    [9]《振百工说》，《庸庵海外文编》卷3。
    [10]《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
    [11]《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第31页。
    [12]《出使日记续刻》卷8，出使在1889年。
    [13]《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甲午12月18日附件《条陈时事》。
    [14]《后编》第7卷第28页。
    [15]《税司》，《庸书》外编卷上。
    [16]《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庸庵文编》卷2。
    [17]《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18]《出使日记》卷4。
    [19]《庸书外编·议院》，《戊戌变法》（一）第245页。
    [20]《英吉利用商务辟地说》，《庸庵海外文编》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