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赶超西方，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变为一个欧美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一直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孜孜追求的宏伟目标。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兼采中西之长和审时度势，逐步形成了其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全面近代化的思想，并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奋斗。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的遗产。
    以革命手段废专制建共和，实现政治体制的近代民主化
    采用民主革命的暴力手段变革政治体制--用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帝制，以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民主化。这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的首要内容。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就必须以民主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政治民主化。孙中山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这一国情，主张以政治革命推倒清廷的封建专制，学习西方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政体。他把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潮提升到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长封建帝制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孙中山在正式走民主革命道路之前，曾一度寄望清廷"步武泰西，参行新法"，采择自己的4项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以使中国20年后"能驾欧洲而上之"[1]。残酷的现实令其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华侨中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2]，开始了其反清革命和用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的革命事业。他在领导兴中会员进行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一方面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出路不是君主立宪，而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指出"观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3]。另方面，他这期间又提出了比"创立合众政府"更进一步的"创立民国"的口号及其立国的初步方案，强调"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4]。孙中山设想要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新国家。
    为将民主共和国方案付诸实践，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先后组织发动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起义。他强调起义的目标是要"倾覆朝廷，代以立宪政府"[5]，"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6]。显然，广州和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实现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最早的武装革命实践。孙中山革命之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以武装斗争来开辟通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这正是他了然中国国情及民主革命特点的高明之处。
    1905年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丰富与完善了其民主共和国方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7]。他主张在以革命推倒旧的权威之后，应以宪法和法律来确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合法权威和保障人民的参政权利，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8]他设想通过循序渐进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的建政次序，逐步建设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强调"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9]；"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10]。他认为自己采用"中西合璧"独创而成的五权宪法，"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11]。的确，借鉴西方民主政制中的部分长处而不照搬，采纳中国古代典制中的某些传统而不泥古，这正是孙中山五权宪法建国方案的显著特点。应该说，他的五权宪法思想，既继承发展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权理论，又在吸取中外政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出了权力制衡与整合，有利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建设。
    在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孙中山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革命实践斗争。他亲自指导党人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壮大民主革命派的力量；他领导革命派与保皇党进行论战，批判君主立宪谬论，传播与捍卫民主共和思想；他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清革命武装起义，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建立共和民国的奋斗一脉相承。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闻风响应而宣告独立，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军政府在独立省份纷纷建立起来。这为全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时在美国开展革命活动的孙中山获悉国内革命胜利消息后，即在芝加哥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后在归国途中他又多次明确向外国人表示："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12]，"我们相信……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责任，……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政体"[13]。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归抵上海后担负起了组建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重任。次年元旦，孙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宣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国号为"中华民国"。随后，他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了中央领导机构，并颁布了确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他梦寐以求并始终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变成了现实！由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斗争，清帝被迫于是年2月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从此寿终正寝。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标志中国近代史上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孙中山为开创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毛泽东同志因此号召中国人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4]。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坚持民主共和制度，并在讨袁护法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其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方案。针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实行独裁与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孙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进行讨袁护国斗争时，明确将"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及"建设真正共和"作为奋斗目标[15]，并重申将按军政、训政、宪政"三序"及五权宪法来建政立国。1916年袁氏自毙后，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阳托共和之名，阴行专制之实。孙中山"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另方面又为"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动摇"[16]，而三度在广州建立民主政府，进行长达6年之久的护法斗争。他这期间为实施民主训政和建设共和政治进行了多方的努力，力图以广东作为民治主义的发源地，尝试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安乐国家。特别是从他当时大力倡导人民应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大直接民权和试行县长民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前进的轨迹。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的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开始酝酿摈弃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方案，而将建政立国的学习目标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方面。他明确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7]。他提出"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18]。孙中山晚年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更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共和国中的主体地位，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正在向人民民主主义转化提升。这是他追求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巨大进步。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在实现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了其民主共和国方案；他毕生致力于政治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以期扫除封建专制污秽，建设一个真民主共和的民国于中华大地上。孙虽未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选择以民主革命为中国政治近代化开路，及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国家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完全正确的。
    进行物质文明建设，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近代化
    在以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了共和国后，充分开发中国的生产力，大力振兴实业和进行经济建设，以期建成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这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对于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近代化，孙中山历来充满着自信。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土地、人民、物产，远过各国"，"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1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不少如何搞好祖国建设的思想主张。如他1912年4月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舍政务而专心致力于建设，大力宣传实行民生主义和从事建设之必要，强调"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20]，全国"四万万同胞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21]。他这期间还身体力行，利用半年多时间视察了祖国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除大力倡导振兴实业外，还考察了当地的厂矿与路政建设。他当时先后担任过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铁道协会会长、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及全国铁路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并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积极提倡开发生产力，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努力指导全国民众从事修铁路、开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等项建设活动。
    辛亥革命运动彻底失败后，孙中山在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斗争的过程中，仍念念不忘经济建设事业。他当时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建设富强国家问题的言论，而且还潜心制订出了全面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建设方案《实业计划》，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全面进行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宏伟远景。这期间，孙虽为重建共和民国而戎马倥偬，没能像民国元年那样多时间来亲躬建设之实践，但建设事业系统宏伟规划方案的提出，本身就是建设实践的一部分；而且，他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时，每次都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建设部或内务部，下设土地、商务、农务、矿务等局，具体指导建设事业的进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孙中山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注，及其立志让中国国民经济赶超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伟大气魄。
    孙中山首先突出交通在国民经济近代化建设方面的龙头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22]，强调"予之计划，首先注意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23]。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优先发展铁路交通运输，指出铁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皆有大关系，强调"今当国疾民贫之时，我国立国之本，当以建筑铁路为第一政策"[24]。他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通过批给外人包修的办法，在十数年内修建国有铁路10万英里，以立国家富强之基。除铁路而外，他还主张大力发展运费较便宜的水运和公路交通。在水运方面，他计划修浚旧运河和开辟新运河，整治疏通长江、黄河、淮河、西江等水道，在中国北、中、南部修建大洋港及渔港，以利发展船舶运输。在公路方面，他计划在全国修建碎石公路100万英里，以发展汽车、手车等运输。交通运输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孙中山在规划国民经济近代化建设时特别突出发展铁路、水运及公路等近代交通事业，是完全正确的。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将中国同世界各国沟通起来，将国内的沿海和内地及边疆联系起来，将原料产地与工业城镇联为一体，这对中国近代化的经济建设必会起推动与促进作用。
    孙中山十分重视近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制的电力、采矿、钢铁、机器等重工业部门，以为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能源、生产资料及技术装备，并以其来带动轻工业部门的发展。他极为重视电力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主张利用长江和黄河的水力资源，"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到那时各种工厂"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25]。他认定矿业是"工业之根"，"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26]，提出要设立矿业机械厂，大力用机器开采铁、煤、铜、石油等有色矿及金、玉、锡等各种特种矿。他指出"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27]，应大力发展之；计划在发展辽宁、山西、河北、湖北等原有钢铁厂的同时，再在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兴建新的冶铁炼钢工厂。他强调机器可"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28]；"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29]；"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30]。因此他认为发展工业需依赖于机器，国家应多买机器，用于生产和制造，以期工业繁盛，致国家于富强。孙中山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主张大力发展粮食、纺织、日用品、印刷等轻工业部门，以满足民众生活之需要。在发展工业方面，孙中山十分强调了两点：一是保障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给私人资本以一定程度的发展，令人民不受资本之害。他规定凡天然之富源与夫一切垄断性质的"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31]。二是主张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加速中国实业的发展，在工业近代化的进程中与外国的资本竟胜，以保国家之利权。这些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