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将中国农业的改革与近代问题，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突出位置上。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32]，它同矿业一样，是发展"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33]。可见，他已有了农业是中国近代化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论及如何改良农业与实现农业近代化问题时，孙中山规划将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与改进农业技术及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结合起来，逐步把小农自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化农业经济的轨道。在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方面，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这是一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34]。他还设想建立国营农场和农庄，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有与集体农业经济，提出"农田、水利……的事业概收归国营"[35]，我国东北与西北地区实行移民垦荒后，"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耕种[36]，内地荒废的耕地、山林、沼泽、水利等由"公家管理开发"[37]。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他通过不断的总结与摸索，将设立农器制造厂、采用农机耕作技术摆在首位，同时又提出必须解决好与发业发展有关的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输、防灾等一系列问题，大力提倡科技兴农。在发展农业商品经济方面，他把农业近代化与开放市场贸易等联系起来，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如茶、麻、大豆、蚕丝等，搞好农产品的制作与加工，逐步以农业商品经济来取代农业自然经济，以发挥农业在加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说，孙中山关于农业近代化的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孙中山对于国防科技的近代化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指出科技为立国之本，军警为强国之基，"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38]，"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完成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39]。鉴于此，他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40]；"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让民国之军队"争雄于世界"[41]。他在晚年拟定的《国防计划》中，列出了国防方针政策、军备人才、海陆空军建设、国防科学技术等63项规划。这是一份详尽的国防近代化建设蓝图，其要旨在于说明："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需努力扩张军备建设"[42]。国防近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整个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建设就缺乏切实有力的保障。
    以上我们看到，孙中山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时刻将祖国的富强昌盛放在心上。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以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借鉴欧美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把握时代赐给的机遇，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逐步实现国家的交通、工业、农业和国防近代化。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的经济建设设想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却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并努力去实践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建设方案的人。他的近代化方案及其从事建设的实践，完全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表达了中国亿万民众渴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忠诚愿望。
    加强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努力建设近代社会精神文明
    在论及中国近代化建设时，孙中山经常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放在并列的地位。他几次指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43]，我们"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44]。显然，努力开展与进行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从孙中山的大量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大致包含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振兴文化教育及提高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他始终强调要将近代中国建成为世界上文明日昌盛的国家，以对世界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孙中山将造就国家政治修明的境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强调"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45]。在论及如何来造就政治修明境界时，他提出首先要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流毒，真正确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其次则要不断加强对官吏及民众进行民主政治的训练，并建立与健全民主法制。他指出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在中华民国内"人民为一国之主"[46]，"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47]，理应"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48]，官吏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49]。因此，对于广大的民众，我们要培训他们使其具有当家作主的思想，不断提高他们民主政治的生活能力，让民众具备充当"一国之主"的根本条件，能组织政府机关以行使法治；对于各级的官吏，我们应教育他们革除旧官僚的政治意识与不良习气，树立为民众服务、听从人民指挥的"公仆"思想，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努力治国理政，以一个"万能政府"来服务于"全民政治"。孙中山在造就修明政治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经常教育革命政府官员要当好人民的公仆；他下令废除旧官场中的"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刑讯和体罚；他1921年第二次开府广州后，"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根本法"[50]，并在广东破天荒的尝试县长民选，让人民直接行使自己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政治权力；他1924年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内设立了法制委员会，着其审定广东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及一切现行的法律，制定法官及律师的考试专则，以使国家机构和政府律令做到既不违背"民国建国精神"，又"适合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51]。这些革命实践，充分体现了他为国为民而努力改革中国政治的民主革命精神。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将教育党人和民众摈弃"知易行难"谬说，树立"知难行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心力（思想）的作用是巨大的，能否搞好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他在总结以往经济建设的教训时指出：革命之建设无成的根本原因，"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谬说风靡一时，松懈了党人和民众的斗志，"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52]。为了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孙中山专门撰写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一书，用饮食、用钱、作文等10件大事来论证能知者必能行，不知者也能行，以此来教育人们应树立"知难行易"、"先行后知"的思想，懂得建设事业乃易行之事功。尽管孙中山倡导的"知难行易"有其片面性，但他强调要以正确的思想去指导和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孙中山强调建设新时代的道德风尚，也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从中国悠久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未被外来势力的入侵所打散，实赖有民族道德的凝聚力，"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53]。因此，他将新道德的建设与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及建设文明国家联系起来，主张在恢复发扬我国固有好道德的基础上，学习欧美的新道德，实行移风易俗，以建树全新的民族道德、军人道德和党德。
    在论及民族道德建设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至今还是常讲的"，"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其中有的则应加以改造，赋予新时代的含义，如"忠"字还是要的，"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54]。他号召国民要紧跟世界道德的新潮流，注意养成高尚的、替众人服务的人格与道德，不图名利，舍身救国。在论及军人道德建设时，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智、仁、勇道德观进行了改造，强调革命军人应做到辨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已，树立高尚的生死价值观，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努力为救国救民和党的主义去奋斗牺牲。在论及党德建设时，孙中山强调"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55]，故修明党德至为重要。如何来修明党德？他认为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一）革命党应抱持"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之政治主张，摈弃"为少数人之权利计为私人之安乐计"的私见[56]，党应做到奋斗"之政策正大明确，且得一般国民之赞同"[57]；（二）革命党员应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做到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58]；（三）革命党应经常而及时地淘汰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同时注意补充堪为国民表率与楷模的新鲜血液，以保持党的团结、朝气和活力。他晚年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为修明中国国民党的党德做了不少工作。此外，孙中山还把破除与改造社会旧风俗、确立及建树社会新风气的推陈布新的工作，提高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并为此颁布过一些荡涤社会陋习与污秽的告令，在移风易俗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孙中山将振兴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作为进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他从考察世界文明进化和中国贫弱的现状出发，发现"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各国文明，皆由学问购来"[59]，"人类的知识越发达，文明的进步当然是越快"[60]；"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贫弱之国，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致于此"[61]。基于上述认识，他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尊重知识和人才，十分重视发展与振兴教育事业，将之作为建设近代化国家的千秋大业来看待。为此，他颁发了一系列告令，多次亲临学校视察和发表演讲，强调"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62]。他希望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教育而成为文明的人。
    如何振兴教育事业？孙中山从旧中国教育不发达的现状出发，首先提倡普及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多设师范学校，指出"教育主义，贵在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63]。他将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列为同盟会之政纲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工作。其次，他主张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希望"广东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64]；并认为"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65]。再次，他提出在振兴学校教育的同时，还应发展社会教育，各地"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66]。孙中山在论及振兴教育时，特别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要求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立大志、守纪律、能奋斗、有本领的祖国建设人才。
    由上我们看到，孙中山关于进行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内容极为丰富，他在革命实践中探索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者的相互关系，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近代化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他指出要做好这项工作，一应重点加强对革命党人、政府官员及军人的政治方向与品德教育，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表率；二应大力强化对全体国民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以培养提高他们当家作主的政治人格和参政议政的政治能力；三应努力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大大提高全民族、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使国家的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孙中山这些卓识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观照作用。
    总之，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是伟大而又丰富的。他主张用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来实现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通过全面建设近代化国民经济来变封建农业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以进行近代精神文明建设来荡涤封建思想意识污秽和开创社会新风尚。这些历史性的创举具有进步意义和巨大影响。他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实践是认真与脚踏实地的。他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制度的不懈奋斗，及其从事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其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强国之上的伟大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孙中山的近代化理想与实践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历史证明他是继承与发展了前人中国近代化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以自己的近代化思想与革命实践，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5]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6]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8]《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3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8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15]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04页；《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5页。
    [16]《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191页。
    [17]《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18]《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6、550～551、722页。
    [19]《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9～300页。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1页。
    [2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0页。
    [23]《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4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2～403页。
    [2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9页。
    [2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29]《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9页。
    [30]《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页。
    [31]《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32]《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
    [33]《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3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427页。
    [35]《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3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3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3页。
    [38]《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248页。
    [3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5页。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4页。
    [4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5页。
    [42]《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0～572页。
    [4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
    [44]《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5页。
    [45]《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4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4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4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4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50]《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342页。
    [51]《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888～1889页。
    [5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5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5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681页。
    [55]《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56]《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57]《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58]《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9页。
    [5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423页。
    [60]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26～227页。
    [6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9页。
    [6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
    [6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6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13页。
    [6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3页。
    [6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8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