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学堂。当时国家主要是靠科举取士，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了，章氏认为："科举制则不可以得人才，"[29]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为国家培育新式人才。他建议在新式学堂里应主要开设四科："一曰政治，再曰法令，三曰武备。四曰工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也曾开设过一些新式学堂，但它主要是以"算术、化、重为臬极"，章氏认为以这些学堂培育出来的人才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是很难胜任的。"政治之学不修，使僝功审曲者议之，其势将妄凿垣墙而植葭苇。"[30]章氏将政治、法令当作新式学堂的主要课程来修习，其目的是为未来实行宪政培育政治管理人才，这与洋务派开办新学堂的宗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31]显然，章氏主张建立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度，为国家培育新式人才，目的非常明确，是直接为未来的宪政大业服务的。
    3.广宣传。为了消除国民对变法的抵拒心理，章氏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宣传媒体的作用。"民不知变，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他认为凡是益于开启民智、消除国人阻碍变法心理的中西典籍与中西史事，均可以作为素材，通过宣传媒体对国人进行教育。关于宣传的手段，章氏认为应该是灵活多样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或道今、或喻古。"故合中西之言以喻民，斯犹慈石之引铁，与树之相靡而近也。"[32]章氏确信如果能够切实做好对广大国民的启蒙工作，最终是完全可以扫除国人对变法的抵拒心理，从而顺利地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政制的。
    四
    在历次外患冲击之下，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渐渐形成了两条对立的政治思潮：一种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政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制作一次全面革新，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宪政体，这种政治主张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而为维新派接受，并将其化作戊戌变法的行动纲领；另一种则主张继续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寻找出路，顽固地维护"中体"，洋务派、顽固派持此主张。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介于二者之间，独具特色：他虽然主张在传统政制范围内寻找出路，但他并不顽固地维护"中体"，最终他还是将自己汇入到宪政政制的洪流中去，这使他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他虽然主张最终要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制，但他却指出当时只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其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劲头同顽固派、洋务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理论上也更加富于挑战性。这一时期康有为是维新派的灵魂，他的变法思想成了维新派的群体意识，而章太炎当时并没有接受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所以，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看作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翻版是错误的。这一时期章氏的变法主张同维新派是极然相歧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将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视作主流的话，那么，章太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维新派的支流，当时他只是作为"偏师"在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
    综观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以下几点特色：第一，章氏反对维新派主流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政治行动纲领，认为中国的变法不能脱离本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维护历史发展的一贯连续性，这较之主流派的思想要温和得多，在理论上它同传统的"因革损益"论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说明这一时期章氏仍然未能脱离传统政治思想的窠臼。第二，章氏通过对本国历史及现状的考察，主张中国在实行宪政条件还未成熟之前，应有一个权威政治的过渡时期，这种思想虽然明显落后于时代思潮，但它在理论表征上却更富理性色彩，这与稍后年代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思想及梁启超提倡的"开明专制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面实凝结着一个哲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沉思考。
    既如上述，论者也许会问：既然章氏戊戌时期在政治上持温和的渐进立场，那么，为什么到辛亥时期章氏却成了一个鼓吹建立民主政治的健将，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章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对其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笔者以为章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对中国政治进行思考的思路。辛亥时期章氏虽然极力鼓吹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但他所创设的民主政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制是截然有别的。辛亥时期，章氏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既不同于法、又不同于美的独特。"第三种"民主，[33]他的创设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贯连续性，可以说，章氏辛亥时期的政治革新主张是直接承继他戊戌时期的思想而来，其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至于章氏从一个对满清政府寄于厚望的温和的政治改革者，最终转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则主要是由种族问题引起的。戊戌时期章氏即发出过激烈的"排满革命"呼声，[34]，但由于当时章氏害怕揭起"种族革命"大旗、推翻满清王朝统治，会引起中国政治秩序的混乱，反而会阻碍中国政治革新的时机，所以，当时章氏便将他的"革命"思想压抑在心底，主张"以革政挽革命"。[35]1900年以后，由于章氏对满清王朝的统治彻底绝望，他才迅速将自己汇入到20世纪初的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主张在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再由新政权来领导中国政治的革新。这种转变仅仅关涉到"由谁来掌握政权"这一政治立场的趋附，并没有改变章氏所坚持的温和地进行政治革新的基本思路。
    注释：
    [1]参阅赵金钰《论章炳麟的政治思想》，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文权《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载《中国哲学》第三辑。
    [2]见《戊戌变法》二，第176、194页。
    [3]《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87页，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5]如这一时期章太炎曾说过："今夫民主，至公也"（见《变法箴言》）。
    [6]《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7]《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9]《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答学究》。
    [10]《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訄书》（初刻本），《尊荀》。
    [14]《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15]《訄书》（初刻本），《播种》。
    [16]《訄书》（初刻本），《尊荀》。
    [17]《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訄书》（初刻本），《平等难》。
    [19]《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訄书》（初刻本），《商鞅》。
    [21]《訄书》（初刻本），《儒法》。
    [22]《訄书》（初刻本），《刑官》。
    [23]《訄书》（初刻本），《尊荀》。
    [24]《訄书》（初刻本），《尊荀》。
    [25]《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26]《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28]《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29]《訄书》（初刻本），《官统》。
    [30]《訄书》（初刻本），《改学》。
    [31]《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32]《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33]《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大共和日报发刊辞》。
    [34]《訄书》（初刻本），《原人》。
    [35]《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