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家，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完整的革命理论和建国方略、建国纲领。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国救人，都有一套完整而又系统的看法。所以，人们把他誉为近代中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是一点不为过的。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和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所创造的三民主义理论和制定的革命程序、五权宪法、权能区分、地方自治、建国方略等，不仅表现了他作为中国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政治家的英明、勇敢和爱国、爱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他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笔极为珍贵的共同精神遗产，体现了孙中山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基本精神。毫无疑问，孙中山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荣光，他的思想是中国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石，也是我们中华各族人民努力奋发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
    一
    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为中国之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孙中山为了救国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的产物。由于他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所以他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中山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这是清朝大吏、封疆大臣以及一些地方督抚为维护风雨飘摇的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借助洋人的枪炮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大兴洋务的时期。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被镇压后的第二年，即1866年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一个农民家庭，先生自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①a]。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1813-1888年）勤劳忠厚，但生活极度艰难，为了养活妻儿，除高价租耕2.5亩祖偿田外，在村中每有空就替别人补鞋，收点工钱；晚上又为村中打更报时，每月赚取稻谷一石，以帮补家费。后来，达成公长子孙眉出洋到了檀香山做工，经过勤力劳动，稍有积蓄转做生意，后经营大型牧场而发迹。自此，侨汇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中，达成公的家境也由贫苦农民，上升为农村富裕人家，家境逐日好转。达成公妻子、孙中山的母亲杨氏，虽是缠足女子，但识大体，勤劳慈祥，懂得用道德教育儿女，孙中山的成长，尤其是在为人方面得益母亲的影响较大。[①b]
    如同中国农村许多贫苦人家的小孩一样，孙中山自幼就参加劳动。由于家贫，孙中山一直到1876年，即十岁时才入塾读书。[②b]孙中山在塾中修习的功课，都是一些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以及教人为人做事的启蒙识字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些书他虽读不懂，不明白书中的意思，但毕竟使他开始了识字，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为他"复三代之规"，了解中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奠下重要的基石。孙中山虽说："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好三代两汉之文"[③b]，他的中学基础知识，无疑是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和香港、广州十余年求学期间奠定的。孙中山虽"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但他愤于"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明显地是接受儒家经典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对孙中山早年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得益于幼读经籍和中外时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和自由思想的陶冶。由于孙中山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是在地主和农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这就使得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劳动群众的贫穷痛苦和地主官吏的凶狠残暴，这一点对于成年的孙中山投身革命关系极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把他的反清思想看成是来自西方的启蒙，也是不真实的。人们知道，1896年11月，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要为孙中山写传记，他写信给孙中山要他提供材料。孙中山在给翟氏复函中，谈到他为什么要起来反清革命，以及革命后准备实施的内外政策时作了如下解释：
    中国"自清虏入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从来生民祸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华有志之士，无不握腕椎心！此仆所以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也。独恐志愿宏奢，力有不逮耳。故久欲访求贵国士大夫之谙敝邦文献者，以资教益；并欲罗致贵国贤才奇杰，以助宏图。足下目睹中国之疮痍，民生之困楚，揆之胞与仁人义士，岂不同情？兹叨雅眷，思切倾葵，热血满腔，敢为一吐。更有恳者，仆等今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揖睦邻国；通商惠工各等事端举措施行，尚无良策。"[④b]
    孙中山这个陈述，不仅具体地说明了他由对于清朝政府统治不满而立志革命推翻清朝的过程，也说明他立志反清是为了"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早年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思想，当然这个复函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力量不足的担忧。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救国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造成"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⑤b]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⑥b]反清（或称反满）即反封建；反对异族侵略，维护民族主权正是反帝，这就自觉地承担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
    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是因落后而不断挨打，因不断挨打而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衰弱。旧中国，既然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而落后的根本原因又是由于封建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掠夺，那么，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根除中国落后的两个根本原因，才能通过发展工业，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逐步加深的，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
    中国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后续各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都开始进入了中国，并迫使中国与它们分别建立起有限度的国家关系，为它们在中国一定范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使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英、法、美、俄、日本及其他一些东西方列强国家，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①c]割占领土、勒索赔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公使干政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划分势力范围、输入资本、控制经济命脉、进行广泛的文化侵略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受种种屈辱，产生极大悲愤。鉴于当时的情况，孙中山同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保留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提下改变不了旧中国的落后局面。旧中国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革命。
    孙中山不愧是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看问题比起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深刻和广阔。他说："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谈笑之资，虽欲讳之而无可讳也。"作为一个爱国者，"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就应学习古人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c]要有忧患意识，要有革命意识，更要有献身精神。1897年8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于日本横滨交谈，当他谈到他为什么要立志革命时，又作了如下说明。他说：由于清政府的残酷摧残，"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于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他说：不能。我们应该即时奋起"推翻逆胡，力图自主。"又说："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余为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拥护者，犹且不可恝然于此，况身生于其国土之中，尝直接而受其苦痛者哉！……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若天兴吾党，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余即让渠独步，而自服犬马之劳；不然，则唯有自奋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他并认为"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才能实现"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③c]
    由此可见，孙中山立志革命是由近代中国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两对基本的矛盾激化而造成的。孙中山革命是为了昭雪中华民族遭受侵略之屈辱，是为了救贫救弱，振兴中华，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近代化之路。所以，爱国主义思想是孙中山革命的基础，也是他立志革命，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
    孙中山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这个时代就世界范围来看，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也是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从这方面来看，当时的西方是侵略的西方，是掠夺的西方。但从中国方面来看，西方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国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专制主义农业国家，从这方面看，中国是落后的，西方则是先进的。因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先进中国人，都面临双重的挑战，即既要反对侵略的西方，又要学习先进西方；既要反对落后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又要维护中国的尊严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时代中国先进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必然都带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明显特征。
    所谓民族性，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自觉地体认"我是中国人"，必须有我们的中国心。
    众所周知，1896年10月23日，当孙中山走到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附近时遇到清使馆译员邓廷铿，邓问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孙说："我是中国人"。正是这样，孙中山被拘于清驻英使馆差点被送回中国正法丧命。但孙中山无所畏惧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广东人"，"姓孙名文，叫孙文"。孙的行为十分感动人。
    在近代中国，从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维新志士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再到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中国非革命不兴"，"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汇聚成一股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历史潮流。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在孙中山的时代，爱国主义就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国侵略，也不允许民族压迫，就是要维护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共和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精神和行动。
    爱国与卖国，历来都是中国人区分良善与邪恶的标准之一。一切爱国者，不问来自国内或国外华侨中的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首先针对卖国者的行径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的，表现在这个层面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产生于我爱我的国家，决不允许外族侵略，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民族的利益。孙中山属于这个层面的爱国者。比如，1907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对侨胞发表演说，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观和革命观。他说："兄弟是革命者，三句不离本行，自然还是革命的话。兄弟鼓吹革命，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多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①d]为什么要救中国？孙中山从两个方面去叙述。一个方面，是讲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使得民族不团结。他指出："生杀予夺，都操在他们手里，他们为刀俎，我们为鱼肉；最惨酷者，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实为亘古未有浩劫。至一般知识阶级，偶然有因文字触犯当局之怒，便可以不分皂白地立刻置之死地，像戴名世等文字狱，不但个人要被斩头，还要抄家灭族。……这种惨祸及暴民虐政，真是举不胜举。又如诸君身为海外侨民辟草莱、披荆棘，筚路蓝缕，不避苦辛，自谋生计，自求发展，满清政府不但无力保护，且悬为厉禁，不准人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种苛例，直到最近数十年方才无形取消。诸君想到该禁令未取消以前，恍若无国之人，有家又归不得，怎能不感觉着切肤之痛呢？"另一方面，是讲清政府卖国，使中国"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箝制。"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蹙，国本动摇，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如英国之割香港；俄国之割黑龙江东北沿边地、吉林辽东沿边地，占乌梁海与科布多沿边地及布哈尔、浩罕、哈萨克、布鲁特、新疆西北沿边诸地；日本之割台湾及澎湖诸岛；葡萄牙之占澳门；等等。受兵力胁迫而偿外人之款者，如江宁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北京条约赔款一千六百万两，伊犁条约赔款九百万卢布，中日（台湾）和约赔款五十万两，芝罘条约赔款二十万两，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还付辽东条约赔款三千万两，而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统计几达十余万万两。其余如德国的租胶州湾，俄国的租旅顺口、大连湾，英国的租九龙、威海卫，法国的租广州湾；军港要害，可以随便任人强行租去。关税不能自主，总税务司且要归英人充任。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可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利用贱价的工值与原料，以牟取厚利。一国的经济权，可以任人操纵。又外国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等；既可以限制我国的司法，又可以管理我国的交通。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这样丧权辱国，真是不一而足。中国处于这样极危险的地位，随时可以遭外国瓜分。为了洗刷这种民族的耻辱，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就要赶跑清朝的满族皇帝，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恢复祖国山河。而要这样，就必须实行革命，"满清不倒，中国终不得救。"[①e]
    爱国是没有时间先后的，忠诚的爱国者要永远忠诚于自己的国家，谁卖国就反对谁。辛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1912年4月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即开始酝酿和准备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他开始集权和废除政党政治、取消议会和废除约法。袁世凯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凶手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热诚鼓吹者宋教仁，公开与民主共和政制为敌。时孙中山在日本访问，闻耗即中止访日，于25日从日本返抵上海，随至黄兴寓所商讨对策。孙中山对黄兴说：宋教仁被刺，我们"失此良友，万分悲痛"，教仁"为党为国，血泪皆枯。"[②e]7月，孙中山即发动"二次革命"，在7月22日发布的讨袁通电中敦促袁世凯辞职，否则"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③e]由于敌强我弱等因素，"二次革命"不二月而失败，但孙中山表示"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他分析当时形势指出，袁世凯政权必不能久，革命党人"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④e]此后，孙中山正积极策划组建中华革命党和讨袁事宜。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并准备复辟帝制，孙中山认为"今日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⑤e]孙中山掀起讨袁斗争，要求取消帝制，严惩祸首。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掀起护国战争。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即致电美洲林森、马尼拉薛汉英。26-30日又接连致电旧金山、上海、火奴鲁鲁、香港等地的革命党人和胡汉民等人，对云南起义极表欢欣，望海外各地速筹款应急。在发给上海革命党人电函中，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①f]1916年5月1日，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9日他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回溯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和几年来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又说："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最后表示："惟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国内。"[②f]宣言发表后，上海《民国日报》、《民信报》、《中华新报》，以及外报《上海日日新闻》等纷纷发表社论或文章，盛赞孙中山"凡此诸说，堂堂正正，意为人人心中尽有之意，言为人人口中欲发之言。"[③f]"是诚共和国家之原则，而为解决时局之要图也。"[④f]亦称："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⑤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