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段祺瑞卖国，引起北京学生首先掀起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孙中山在上海即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支持。1919年5月8日有陈汉明者上书孙中山报告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批陈汉明来函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⑥f]5月12日，又复函陈汉明指出："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表示："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⑦f]这期间，孙中山在上海除了撰写和出版《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从事唤醒国民努力参加救国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见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救国和重行革命的言论，指导社会各界人士认清形势，合力救国。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纪念辛亥武昌起义八周年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救国有各种方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方案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他认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而"政客"和"武人"，"也是陈土的一种"。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推翻清廷以后，革命党人"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最后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必须建造一个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为此，"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那就是要掀掉地上的三种陈土（官僚、政客和武人）。[⑧f]，同日，孙中山又在上海寰球中学学生会发表关于"救国之急务"的演说，指出："现在中华民国实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内忧外患交迫而来，八年以来那般腐败官僚、跋扈武人、无耻政客，天天阴谋、捣乱、作恶、卖国，把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利权不晓得送掉多少，我们国家危亡的景象就没有如今之甚了。"认为救国有两种办法：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根本解决"。所谓"维持现状的法子就是南北议和，赶快把这个国会恢复起来，令他自由行使职权"。而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①g]
    此后，孙中山便南下广州，组织第二次护法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动农民、工人及学生投身革命运动，决心扫除官僚、政客、武人这三种"陈土"，彻底打垮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势力，统一中国，重新建立国民政府，彻底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主和富强。孙中山的理想虽未及生前而成，但他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由爱国而革命，以革命来救国的精神，则永远在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忘我奋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应该努力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精神遗产。
    三
    所谓时代性，就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将中国与世界结合起来使中国能够适存于世界，超越世界。
    孙中山不仅适应时代潮流，而且追随时代潮流。面对世界和近代中国的变革洪流，孙中山"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②g]，"以天下为己任，不视天下为私产"[③g]，担负改造中国的重任。他不仅关顾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各个领域，而且还注意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并将其求得的西学知识主动地消化和融会于自己改造中国的理论、学说之中。孙中山自己曾经说过："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④g]孙中山熟悉世情（世界情况），又了解国情，这就使他的革命救国思想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又具有时代特性。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是不断深化和发展。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文明的进步、发展是自然所致，是不能逃避的，只能顺其自然，尤其是世界政治进化的潮流，更不是人力所能抵抗的。他所说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便是这个意思。可见，孙中山是用世事皆变的观点来审视世界的潮流，构造他的时代观和社会观，展示他的改革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左右着他的行为取向。
    早在1890年，孙中山还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就致书曾任清朝驻外大臣病休居乡的郑藻如，他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⑤g]。说明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国，把世界看作是各国的总体。主动地将世界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有机构成。事实上，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与治国理论、方略，除了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与他的创见外，有一些明显是采撷自外国的学说事迹，参酌欧美国家的学理。
    从孙中山留下的遗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革命之前，孙中山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礼俗等，主要是为了改革中国社会，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在革命期间，孙中山的注意点在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来构造自己的政治学说。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变革观作为基点，以实现"主权在民"作为目标，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革命程序、政党政治、权能区分、地方自治等等都只是他的政治思想包涵的具体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则将重点放在借鉴西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建国理念，强调学习西方在于学习科学技术，不在于学习政治哲学，带有将西方科学与中国固有的政治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治理国家的倾向，使他的建国思想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年轻的孙中山志在四方，但知识和经验毕竟不足，他承认自己"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①h]这是他的弱点，但也是他的优点，知不足而虚心向各方求教并敢于向清政府各级官员上书建议，说明孙中山很自信，也表明他从青年起就把改造家、国作为己任。比如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就根据家乡广东"五邑东南一带之山，颓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的情况，建议郑藻如劝戒当局应学习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并借鉴英、印等国，立会劝戒种植、吸食鸦片，设立机构兴学育才。随后，在《农功》篇中，孙中山又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实际，强调应从农村着手改良社会。他进一步地明确提出中国要学习泰西设立农部，总揽农政，派人出国考察、留学，参仿西法撰写专书，推广科学种田，改革旧式落后的农业和农村。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又坦诚地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②h]说明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希望李鸿章能参酌他的意见实施有效的办法，对中国社会实行改良。尽管李鸿章不接纳孙中山的意见，但孙中山此举则为自己奠定了治国大计的大致框架。而且，根据他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便形成了孙中山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建设国家的方略。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即于次年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事败，孙中山流亡海外。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1月11日孙被清吏骗入清驻英使馆被监禁。当孙与清驻英使馆译员邓廷铿谈话时，他虽讲到"我之误处，误在专讲西学，即以西国之规行于中国，所有中国忌禁概不得知，故有今日之祸。"[③h]但这不是实话，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只是一种搪塞之言。此后，孙中山被康德黎等人营救出使馆，他便利用留英期间，经常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西方政治、社会及科学技术方面书籍，并认真地观察欧洲政治风俗，思想进一步飞跃。正如他在1896年10月24日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所透露："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④h]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发表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他揭露中国官场"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的大量事实，指出"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而决不能把中国积弱和人民受苦难归咎于自然条件不好，"人口过多"或所谓"群众懒惰和无知"。他强调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于贪污腐化"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他批评说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说服李鸿章清官相信西方文明和输入机器就能使中国新生，"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借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他表示确信中国具有"潜在的恢复力量"和"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指出"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①i]同年8月2日，孙中山离加拿大到日本，16日抵横滨，旋结识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晤谈革命主张。他认为"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只有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割据"、"纷扰"的覆辙。鉴于西方列强环伺，"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故决心"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②i]可见，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初步形成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思想已经确立，这是他学西方的结果，也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从此他改变以往中国一切变革"以暴易暴"最终又以保护旧制度而告败的思路，把中国的进步同世界的潮流和进步统一起来，以共和和民主为建国目标，从而使他的思想带有世界普遍的意义。
    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权主义》演讲时，他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区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依次递进。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③i]从这个带根本性的时代观出发，孙中山认定，要中国强盛非实行革命不可，而要革命，又非提倡民权不可。
    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商时代"。[④i]他认为，人类欲望无穷，"愈有则愈求，愈得则愈欲"，但农业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达有限，只有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跨进，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渴求，也只有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发展，才能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从孙中山献身革命开始，他便追求"民权时代"，向往"工商时代"，主张"开放主义"，并把这些看作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从他主张对西方科学采取"取法乎上"，以社会革命促进时代发展，以流血牺牲换取"真立宪"，以科学知识建设"最文明"的国家，到晚年以阶级合作建立国民政府，都是他对西方共和国的认知。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是主动地去适应潮流，他的政治思想是他"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结果。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因他"亲身的接触及目睹政治权威人物的腐败产生恶劣的评价，继之拒绝承认权威当局的合法性，甚至严厉批判整个政治结构与制度；中山先生虽对政治权威具疏离感，但是强烈的政治功效意识又促使他欲积极参与改革，但既无正常的参与管道，加上其急切的个性，终走向革命一途。"[⑤i]可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产生于他自觉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他的民主共和思想，也是出自于他对西方共和制国家的自觉认知。
    四
    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容丰硕，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都有他系统的和较为完整的观点和主张。"我们从他传诸于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相关的宣言、文告、讲词中观察，他以宏观的见识拟具了一套解救中国与处理人类问题的理论体系，其中尤其是以三民主义为纲要。"[⑥i]在整个革命民主派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孙中山这样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既是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又是他解决中国独立统一与民主富强的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中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无疑它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高峰。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民权主义的出现，"显然是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变革。"[①j]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辛亥革命达到的成果，不仅是清朝政府的覆灭，也是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孙中山还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指出在三权之外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五权分立"学说，从而丰富了他的"民权主义"内容。[②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