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政府对朝鲜对日态度的错误判断
    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朝鲜局势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总理衙门在1月17日的奏片中有意回顾了近十年来西方国家要求进入朝鲜，纷纷求清政府为之关说之事，并称"嗣闻法、美两国兵船往攻朝鲜均未得志，近数年间西洋各国使臣亦未以前往朝鲜之说来臣衙门饶舌。"回顾这一段历史，用意是很明显的，即认为朝鲜能够顶得住西方国家的打击，便也能顶得住日本的要挟。奏片还提到日本"近日一切改从西法，人心不齐，莠民乱兵时思窃发，朝廷不能驾驭"[①g]。这是暗示日本未必有发动战争的条件和决心。李鸿章的意见则相反。他认为，如果不加过问，朝日之间肯定打仗，且朝鲜必败无疑。奕欣等人与李鸿章的分歧，主要是在对朝鲜实力的估计上。但他们有着一项共识，即均认为朝鲜对日本会坚持深闭固拒的强硬态度。
    然而奕欣等总署大臣和李鸿章的这项共识却是错误的，过时的。坚持对外强硬政策的朝鲜摄政者大院君，早在1873年12月就已经被反对势力以国王亲政为名赶下了台。代之而掌握政权的闵氏戚族一派，反其道而行之，正在寻求向日本妥协的途径，以减轻来自日本的压力，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大院君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只是由于大院君势力的强大，他们有所顾忌，才没有马上与日本妥协。清政府一向对朝鲜的内政不闻不问，所以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史实表明，在这样一种国内背景下，朝鲜当政者根本不希望从中国取得支持以对付日本，甚至根本不愿中国与闻朝日关系之事。
    云扬舰炮击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政府一直未将此事告知中国。清政府是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郑永宁的函[②g]中得知此事的。近代以来，凡发生西洋舰船侵入朝鲜海域的情况，朝鲜无一例外地要向中国通报--"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③g]。日本人虽不被视为"洋匪"，但云扬舰事件的严重程度却不下于"洋匪滋扰"。连日本都已向中国通报了情况，而奉清朝为"上国"的朝鲜却对此秘而不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1875年12月中旬，日本派出的先报使广津弘信到达釜山草梁馆，向朝鲜政府通报日本将派特使前来追究"责任"。接着，在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日本人杀伤朝鲜军民12人的事件。这时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朝鲜政府直到收到清政府咨文，一直无意于向中国通报情况。
    清政府1867年即曾向朝鲜咨转过外国报纸所载日本欲攻打朝鲜的消息[④g]。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传说日军退出台湾后将进攻朝鲜。总理衙门为此曾奏准将洋员日意格（Giquel,Prosper Marie）的一项对策咨转朝鲜[⑤g]。清政府对日本侵朝严密防范的态度，朝鲜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闵氏政权显然担心清政府阻止其向日本妥协，所以不向清政府通报朝日起衅的情况。
    日本派黑田清隆到朝鲜"问罪"，虽做出了准备开战的姿态，但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讹诈。日本政府给黑田清隆的训令说："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于云扬舰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①h]日本把目标放在订立条约上，而不是立意发动战争或进行报复。当时日本国内政局不稳，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内乱--士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同时，森有礼使华试探的结果表明，清政府坚持其对朝鲜的宗主国义务。尽管清政府总的方针是"力保和局"，但如果紧接其"龙兴之地"的朝鲜真的受到侵略，清政府决不肯袖手旁观。假使朝鲜政府坚持平等建交的原则，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并主动劝取得清政府的支持，日本到底会不会发动战争，战争能不能打下去，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朝鲜戚族当权派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条款。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朝鲜并未将条约全文或主要内容咨报清朝。《江华条约》的具体内容，清政府是由德国公使巴兰德、日本公使森有礼先后提交的条约文本中得知的。直到1876年4月19日前后，清政府才收到朝鲜国王陈述条约签订过程的咨文。其中有关条约的内容，只有如下含混数语："条约有具，以其称号之有所嫌碍，故大事小事只用两国臣僚平等通信；以其互市交易非今创行，故许其港口通商，划有界限，以安主客；以其混淆无别，易致滋事，故不许携带他国客商及奇技淫巧物事。纲领节目，大略如是。"[②h]从这几句话中，实在看不出原约的面目。朝鲜政府深知，条约第一款订明朝鲜为"自主之邦"，以及条约签署时间不用清朝年号，有失藩属之道，是难以面对清政府的。所以不敢呈递原文，只好以寥寥数语略作敷衍。如果清政府事前真有要其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咨文肯定会以故作赞扬的语气大加征引，以为卸责地步。咨文中没有任何这种痕迹，更可证明所谓"劝告"是子虚乌有的。
    1882年11月，李鸿章在一件奏折中称："今朝鲜与日本立约已越七年，当时约款竟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在朝鲜，昧于公例，无足深责，而咨报礼部转奏，并未一加驳斥。"[③h]此处李鸿章有误。当时总理衙门奏折说："（朝鲜）虽未据将条款抄送，而所称办理条约现在弭兵修好等情，大致亦属相同。"[④h]可证朝鲜确未将条约文本抄送中国。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收到了日本提交的文本，何以未据以驳斥呢？很清楚，清政府既然已经表示由朝鲜自行主持，生米已成熟饭，这时已无法再予驳斥了。
    注释：
    ①a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②a姜万吉著、贺剑城等译《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4页。
    ③a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3页。
    ④a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0页。
    ①b《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
    ②b⑤b《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3页。
    ③b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7页。
    ④b《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49页。
    ①c《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页。
    ②c③c④c⑤c《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80、307、299、321页。
    ⑥c《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0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6页。
    ①d《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三，第8-9页。
    ②d《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0页。
    ①e《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45页。
    ②e《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2页。
    ③e《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7-278页。
    ④e《李朝高宗实录》，十二年乙亥十二月十六日。
    ⑤e薛福成：《代李伯相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载《庸庵外编》卷三，第38页。
    ①f《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363页。
    ②f《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32页。
    ③f《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三月初六日。
    ①g《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2页。
    ②g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64页。
    ③g《李朝高宗实录》，八年辛未五月十七日。
    ④g《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0-53页。
    ⑤g《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第37页。
    ①h《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46页。
    ②h《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0页。
    ③h《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第32页。
    ④h《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