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是晚清统治集团的重要分支清流派的要角，其政治生涯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剖析这一历史人物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张佩纶个人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对晚清政局的把握。长期以来，张佩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直未被重视，有限的论著对其评价也往往流于片面或失之偏颇，本文拟对他进行全方位评析。
    一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1848年11月24日出生于官僚家庭，同治年进士，1874年授编修，其后历任侍讲、右庶子，署左副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衙门行走等职。同光之季，正是清王朝中兴梦破的多事之秋，列强环伺，衅端屡作，水旱连灾，民生凋蔽，民族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有感于封建统治的岌岌可危，立足于封建卫道的正统立场，张佩纶从光绪初元至80年代中期，十年之中，慷慨言事，“累疏陈经国大政”[①]，“内则屡劾大臣，不避权要，以肃纪纲，外则慎交涉，筹武备，谋保属邦以卫中国，”[②]成为光绪朝前期“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由于清流派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派系，其立足点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历来人们有清议有“反动性”之说[③]，如此，张佩纶也随之被定了性，其政治主张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便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无论是清流派，还是张佩纶，都不是简单的“反动”二字便勾勒的清楚的。
    清流，在封建社会是指那些没有实权，但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时，在统治阶级中不当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之中，总有人挺身而出，抨击时政，指斥当道，提出某些社会改良的方案，使政治有所修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上穷途末路时的不治之症。同光年间，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加之外患频繁，情况尤为严重。张佩纶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蚕食，忧心忡忡，感慨良多：“十年以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其有极乎？”“而上下苟安因循，风气颓靡，已复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且过之。”[④]张佩纶继承了历史上清流的传统，于1876年12月首次上《屯田实边折》，从此，便以经世治国的姿态，登上了光绪朝前期的政治舞台。他一方面敦请朝廷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一方面参与了包括直谏、纠弹、揭露政治腐败的斗争。
    1882年3月，张佩纶弹劾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以及企图包庇他们的左都御史童华，10天后三人被同时开缺。
    1881年秋至1882年春，云南省派人到户部报销经费，户部竞乘机索取贿赂8万两。此事被揭发以后，牵涉到满尚书军机大臣景廉和署理汉尚书军机大臣王文韶，所以朝廷打算敷衍了事。但张佩纶坚决反对姑息包庇，下决心弹劾到底，于1882年11月25日和12月7日连上三折一片，不顾自己与王文韶的姻亲关系，明确表示：“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⑤]他甚至情词恳切地说：只要朝廷能“简任贤能，勤求治理”，即使自己“获咎而去，此心较安”。[⑥]对于张佩纶的这种举动，清流党人的后台李鸿藻十分担心，唯恐“疏劾不已，或忤上意”，“欲调停其间”。不料张佩纶寸步不让，甚至“坐责文正（李鸿藻）瞻徇。”最后朝廷不得不让王文韶“回籍养亲”，将其开缺。这时，景廉以失察为名自请议处。张佩纶认为他避重就轻，于1883年1月11日再疏弹劾。六天后部议结果只将景廉罚俸一年，已署理副都御史的张佩纶大为不服，断然拒绝在奏折上签名会衔，以示抗议。
    1883年秋，张佩纶奉朝廷之命前往陕西调查有关案件，其间，他认真履行职责，穷追不舍，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⑦]
    据《涧于集》统计，从光绪元年--十年，张佩纶上奏的折、片共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折、片将近1／3。另有会同他人上奏的折、片共25件，其中弹劾的占2／5。而且，张佩纶弹劾的对象大多是一些高级官员，除上文提及者外，还有吉林将军铭安、福建巡抚丁日昌、陕西巡抚谭钟麟、内务府大臣茂林、工部尚书贺寿慈、侍郎邵享豫、船政大臣黎兆棠、云南巡抚肇元等。
    诚然，张佩纶的直言敢谏完全是为着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他的某些言行毕竟使贪官污吏有所顾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这种对社会腐败和黑暗的揭露，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正视现实，逐渐清醒，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张佩纶的有关内政主张中，还包含关心民生、体恤民艰的可贵之处。光绪初年，“民生日窘、怨恫交作，灾害频仍”，天灾人祸把亿万百姓逼到了生死的边缘，尤其是历时两年，地跨九省的“丁戊奇荒”，使全国人口伤亡达1／40强，更有无数灾民卖儿鬻女，流离失所。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张佩纶有别于那些官僚专权、玩视民瘼的同僚，能够体恤下层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诸如屯田、救荒、水利兴修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作。1877年，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省发生严重旱灾，他带头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敦请朝廷广开言路，关心民间疾苦。1879年3月，张佩纶建议在畿辅地区兴修水利，治理盐碱，减轻对南方漕粮的依赖，缓解南方农民的负担。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张佩纶坚决主张赈灾济民。他说：“库储诚匮，可徐筹，若民命则死不复生，民心散不复聚，”呼吁朝廷要“重民命，收民心”[⑧]。
    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是张佩纶体恤民情的又一表现。针对当时官僚机构雍肿，冗员重叠，各级官吏唯利是图，横征暴敛的状况，张佩纶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苦吏也甚于水，则朝廷之治吏也当急于治水”。[⑨]1882年8月，他借水灾乘机向朝廷提出六项建议：“勉大臣”、“课长吏”、“求直言”、“明庶狱”、“杜中饱”、“禁浇风”，希望通过清仕途、严纪纲减轻官吏对百姓的侵扰。他甚至大胆要求停止向朝廷进呈玩艺单，停止看烟火，实行减膳，将矛头直接指向穷奢极欲的皇太后。
    清朝末期，官吏草菅人命，最高统治者也往往袒护徇情，以致冤假错案层见叠出，令下层民众苦不堪言。张佩纶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仗义执言，鸣冤叫屈，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1875年，四川东乡县署知县孙定扬议派加捐，每征银一两，加收五百文，引起抗粮风潮。孙定扬诬告乡民叛逆造反，请派军队洗剿。提督李有恒竟当真派兵前往镇压，杀害寨民500人，酿成特大血案。此案发生后，张佩纶等人多次上书，参劾李有恒妄杀无辜，终使该案经反复核查得以平反，孙定扬、李有恒被刑部议定斩监侯，护督文格与川督丁宝桢均下部严议，500位冤魂得以安息。张佩纶时常就此提醒朝廷，在奏折中反复重申：“今各省讼狱繁多，吏治废驰”，“千百生灵无罪而膺锋刃，冤魂碧血，愁惨晦冥”，希望“间有疑狱，务以科道纠参，庶雍蔽尽去，民隐达矣。”[⑩]
    勿庸讳言，张佩纶反对苛敛、清理冤狱的出发点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江山社稷，其恤民主张也多流于空谈，但他毕竟承袭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仍有一些可取之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值得基本肯定的思想，所以，张佩纶等清流派有“反动性”的观点是有失片面的。
    二
    严重的民族危机，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如何面对外来侵略势力，也就成为评判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张佩纶素来评价不高。生前，人们以马江战败，指责他“讳败捏奏，滥保徇私”，认定“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11]死后，历来史家也多视其为李鸿章一类的投降派而予以否定。张佩纶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身临前敌，以会办大臣专任船局，马尾战败固然难逃其咎。但马尾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屈辱退让，并不能由他一人承担罪责。而且，会办军务，指挥战争不过是张佩纶一生中短暂的插曲，不宜以此为基调评价他的对外主张，实际上，张佩纶可以称为对外强硬的主战派。
    同光之季，正是中国积弱，边疆四处告急的多事之秋。面对列强的蚕食，朝廷的不思振作，张佩纶深感当时中国“非安生所能图存，亦非主和所能弭患”，[12]提出了“籍攘外以为修内计”[13]的主张。把“攘外”作为治国修内的前提，这就把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与分侵略的民族要求直接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自己与李鸿章一类的洋务派在对外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区别。张佩纶认为，在“弱肉强食”的形势下，中国只有与列强一决雌雄的实力和信心，方能自存，只有奋起打一胜仗，方能“取威定霸”，为数十年屈辱的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14]当然，这里不无虚骄，且他不懂得造成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本身；但是他反对对外屈和，毕竟反映了部分士大夫渴望改变中国屈辱地位的善良愿望和爱国热忱。
    面对边疆形势的急剧恶化，张佩纶大声疾呼注意边事，加强边防。早在1877年11月，张佩纶就沙俄对我边疆所抱野心发表意见，即提醒朝野人士对这一侵华势力予以足够重视，以期防患于未然。1878年，清政府开始就新疆的伊犁问题与俄国进行交涉，张佩纶对此十分关注。在崇厚以清政府全权大臣的身份赴俄谈判前，张佩纶特上《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头衔提出了异议，提出“易轻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避免其在谈判中“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15]并建议崇厚应取道西北前往谈判，以身历其地体察新疆的情形，并与正在西北的左宗棠定议后再行，以做到心中有数。他自己也曾“单骑出居庸关”[16]，实地调查边防情况，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对反侵略问题的重视。
    鉴于日本进攻台湾吞并琉球的行径，张佩纶建议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先发制人。1880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征讨日本的具体设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佩纶忧心忡忡，积极献计献策，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设计出先将驻朝清军撤回国内，“示弱骄敌，再图大举”的作战方案。
    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更是从容论战，成为主战派的峥嵘要角。对于李鸿章的屈和外交，张佩纶断言“中法交涉，既非舌争笔战所能止兵，亦非含垢匿瑕所能无事，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17]他强调中越唇齿相依，法占越南，中国必受其害，敦请朝廷应出兵援越，“存越固边”。1882年4月25日，法军攻陷河内后，张佩纶又与陈宝琛联名上疏，“谨献二策”，并具体设计了水军“直趋顺化”、陆军“夹攻河内”的战略方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