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清政府对法作战的信心，张佩纶对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作了详细考察，大肆鼓吹中国能够战胜法国，理由是：其一，普法战争使法国“创巨痛深”；法兵远道而来，疲惫而不习水土；法兵成份复杂，战斗力不强；越南人民痛恨法军侵略。其二，中国于本土或近邻作战，便于运兵筹饷；中国经营洋务二十载，有一定船炮可恃；中国有刘永福牵制法军。其三，德国与法国是世仇，法国有后顾之忧，不敢倾力对付中国[19]。在正确认识敌我的基础上，张佩纶还提出了令重臣左宗棠临粤以镇三边，集水师以加强海防，资助刘永福以为羽翼，以及联系德国以为牵制等一整套战守方案，表明了自己抵御外敌的决心与识见。
    马尾战败，张佩纶成了主和派的替罪羊，声名狼籍，“朝士切齿”。但将其斥为一心求和、丧师误国的罪魁祸首却有失公允。事实上，在一片唾骂声中，士大夫中也有某些较为公正的评论。如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写道：“夫胜败常之有？岂能以一败遂概其人之生平？惟事前未能谦抑，事败便授人口实，声名太盛，责备益严，则不能不为丰润惜矣。”[20]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则说：“马江之役，人多以咎丰润。然丰润不过会办耳，书生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号令不专，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一督、一抚、一船政大臣，开府有年，何竟一无备忌？既知丰润调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参？…斯时，闽中大吏，殆惟幸丰润之败，而藉手于法军以取之耳，岂有丝毫为国之意耶。”[21]马尾之败，张佩纶咎由自取，但不能因此否定他曾作过的努力，更不能一笔勾销其在反侵略方面表现出的爱国热情。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爱国”并不是识别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科学的评价必须兼顾两条线索：既要看他是否反侵略，又要察其愿不愿追逐时代潮流，对旧中国进行某种改造。张佩纶作为清流骁将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时间，正是清政府在内政方面自诩为“同光中兴”的时期，也是传统的统治集团在欧风美雨的飘打下产生剧烈分化的时期。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分成了早期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作为清流成员的张佩纶与各派关系如何？面对西学东渐，他的态度又怎样？这些都是评价张佩纶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往曾有人旗帜鲜明地宣布：张佩纶“接近顽固派”，[22]“前期清流派实质上仍然是封建顽固派，或者说是封建顽固派的一个变种。”[23]此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偏颇。
    诚然，张佩纶曾与顽固派一样，对洋务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有过抨击、指责，但他批评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和角度与顽固派根本不同。顽固派夜郎自大，孤芳自赏，斥西学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说”，完全站在洋务运动的对立面，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24]对洋务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张佩纶批评洋务运动则是在基本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如不满洋务运动的收效甚微，批评洋务运动在各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病，尤其对洋务派官员对外妥协的态度深恶痛绝，主张师夷长技时应注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1884年初，张佩纶在一封信中曾辛辣地抨击洋务大员“二三老成惟以采买洋枪炮、定制铁船为自强之术，即强矣而非自强也。”[25]他猛烈抨击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要求罢免其驻英公使职务，也是因为其一贯妥协媚外，“阴蓄一畏事怯敌之念而托于顾全大局”。[26]除此之外，张佩纶对洋务运动顺乎西学东渐的潮流，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到中国富强的价值取向是赞同的。他正视现实，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27]毫不隐讳地称羡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主张起而效之，并在海防、电信、开矿、武科改试等诸多方面表明了自己的开明态度。
    张佩纶十分仰慕“万国梯山航海”之奇迹，对近代海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880年，张佩纶到天津参观海防设施时，曾亲手演放水雷，并就海军的建设问题多次与李鸿章进行探讨，提请李鸿章早定北洋水师规模，对军师的军制、船制和军律都提出过一些建设性意见，设想在北洋、江南、浙闽广东各设一军，凡战船“或购自英德各厂，或造自闽沪各局，审料必坚，取式必巧”，平时以“精算法、熟海道、取炮准”等作为考察官兵的标准。还建议于船政学堂“增购洋籍，加定课程，务令旦扩所知，勿狃故步，”延聘西方教习，以尽快让夷之长技为我之长技，使“泰西各国庶存忌惮”。[28]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张佩纶的师夷观也不断向纵深发展。1882年5月，他与陈宝琛一同建议要在沿海省份敷设电报，“力主展线至京”，并对诸如开矿、筑路、设厂等“求富”的途径进行了多方探讨。针对云南金属矿的开采问题，张佩纶还对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招商集股，购置洋机，与官本相辅而行”[29]的官商合办的设想，从而标志着他的经济思想在继承地主阶级经世派“师夷”主张的基础上，追随着洋务派有了一定发展。更为可贵的是，当时的张佩纶还萌发了变法的思想苗头，在《拟请武科考试洋枪析》中指出，“中国诚危之、耻之，则莫如变法。变法之效，至允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考试洋枪”，[30]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并将这种改革与巩固国防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其对教育与军事人才关系的新认识，也使自己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上述事实说明，张佩纶不等于顽固派，相反，顽固派中却有人对张佩纶持批评态度。如著名学者李慈铭即对张佩纶赞成洋务不满，曾骂道：“妄人张佩纶议设海师，广购铁甲船分益各海口，竭中华凋敝之赋买狡夷窳下之船，用我之短，争彼之长，其愚已甚，”可见张佩纶与顽固派是有距离的。当然，同光之季，张佩纶的思想并不是最先进的，比照同时期早期改良思想中包含的反对不平等条约，鼓吹资本主义议院制度的激进因素，张佩纶不免黯然失色，但他也决不是螳臂挡车的反动派，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佩纶有自己特殊的位置。
    注释：
    ①《清史稿·张佩纶传》。
    ②《张篑斋学士墓志铭》，陈宝琛《论趣楼文存》卷下。
    ③[23]见《晚清清流派的主张及其作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7期。
    ④《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3页。
    ⑤《涧于集·奏议二》，《云南报销可疑三端片》。
    ⑥《涧于集·奏议二》，《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
    ⑦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第7-8页。
    ⑧宝廷折，见《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83页。
    ⑨《涧于集·奏议二》，《水灾泛滥请行惕修省实政折》，《请赐帑济振片》。
    ⑩《光绪朝东华录》卷二，总第532页。
    [11]《光绪朝东华录》卷二，总第1817页。
    [12]《涧于集·奏议》卷二，第10页。
    [13]《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3页。
    [14]《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4页。
    [15]《涧于集·奏议一》。
    [16]《涧于集·书牍一》第34页。
    [17]《涧于集·奏议二》。
    [18]《涧于集·奏议二》。
    [19]《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108页。
    [20]《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2册，第145页。
    [21]《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3册，第115页。
    [22]《河北学刊》，1989年第4期。
    [24]转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356、35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25]《涧于集·书牍三》第27页。
    [26]《涧于集·奏议二》第35页。
    [27]《涧于集·奏议六》第29页。
    [28]《涧于集·奏议四》，《保小插边当谋自强折》。
    [29]《洋务运动》，资料丛刊本，第7册，第18-19页。
    [30]《洋务运动》，资料丛刊本，第7册，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