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的册封，正式确定了清朝对西藏的统属关系，是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早期施政的重要措施。有些学者认为通过这种册封清朝建立的是一种对西藏的间接控制，即通过和硕特蒙古汗王来统治西藏，这是不妨进一步探讨的，它并不影响西藏对清朝的主权归属。至于有些人把达赖朝觐和清廷的册封说成是西藏当时是独立于中国的一个“国家”，把通过册封所建立的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权的关系曲解为国与国的关系，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三、清初治藏政策的主要特点
    从前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清初治藏政策的实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清政权是利用宗教这条纽带，与西藏地方建立起直接关系的，这与其兴盛史紧密相关。
    在后金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依托满蒙统治集团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向后金地区传播。从努尔哈赤起，后金统治者就开始倡导和推行藏传佛教。早在天命六年就规定不准毁坏寺庙，不准在庙内拴马，若有违者即行问罪。对凡来投附之喇嘛，免其纳贡赋，实行笼络。黄教喇嘛囊苏来后金后，努尔哈赤隆重款待。他死后被厚葬。皇太极即位后，又为之建舍利塔，从而对蒙古产生较大影响。此时后金统治者是以推崇保护黄教来争取蒙古，达到与之结好减少军事阻力，从而推动对蒙古各部的统一为其直接目的，从而使藏传佛教开始在满族社会植根。皇太极出征时，特宣布：大军所至，勿毁庙宇，违者死；勿扰害僧人，勿屯住寺庙，违者治罪。1634年当察哈尔部的墨尔根喇嘛投附后金，将元代八思巴倡导铸造的大黑天“摩柯葛剌”佛献给了皇太极。这是蒙古的护法神，皇太极如获至宝，特在盛京城郊建造实胜寺专门供奉，并在各门外修建永光、延寿、法轮、广慈四寺，以强调蒙古护法神在后金，而后金正是蒙古宗教信仰的真正保护者。这样，藏传佛教格鲁派遂成为缔造“满蒙联盟”的精神纽带。
    清朝入主中原前尊崇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到1939年又赋予新的历史内容，即通过宗教与西藏地方建立直接关系，为其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战略服务。这一年，皇太极向西藏派遣以僧人察干格隆为首的“迎请圣僧”使团，并准允喀尔喀蒙古诸部首领派人随使团“同往请之”的要求。当固始汗的侄孙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的西藏使团入盛京“以达赖喇嘛书”进上时，皇太极予以优礼。当其1643年返藏时，又遣僧人使团随同进藏，致书达赖、班禅、固始汗等，说明即将入关的清廷已把与西藏建立直接关系作为新的政治目的。清朝在推动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采取首先向西发展，然后取代明朝中央的战略，利用藏传佛教维系和巩固满蒙联盟，进而与西藏建立起直接关系，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
    1644年清朝入都北京，取代明朝中央政权之后，尊崇利用藏传佛教以确立对西藏的领属关系也随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顺治帝对达赖喇嘛的召请、隆重接待及精心设计的代噶册封，无不表明清王朝的对藏政策是附属于入主中原，实现全国大一统政权这一总体战略目标的，因而与元明两代利用藏传佛教以实现对西藏的统辖还不尽相同。清王朝是将推崇藏传佛教、优礼格鲁派高僧作为安辑包括西藏在内的蒙藏广大边疆地区的一项基本国策。即首先着眼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维系和加强与漠南蒙古的联盟，争取漠北、漠西蒙古诸部的归顺，从而达到巩固后方，争取西藏归属，进而以“满蒙合力”进击南方抗清势力，实现全中国的大一统。清朝推崇黄教，进而将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领袖加以册封，乃是着眼于建立对西藏地方的辖属关系。鉴於西藏地方蒙藏联合掌权的特定政治格局，清初采取“一揽子”封授，在确认达赖喇嘛宗教领袖地位之同时，册封掌握西藏地方军政大权的固始汗“作朕屏辅，辑乃封圻”的汗王，是为了通过和硕特蒙古首领对西藏地方进行政治统辖。
    其二，清王朝的建立与明朝中央政权不同，它经历了由区域性民族政权向中央政权前进的发展阶段，其推崇利用藏传佛教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作用。但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推行一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顺势而为的政策，与前代中央政权的“因俗而治”仍是一脉相承的。清朝崛起之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各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授，已成为蒙古诸部普遍的宗教信仰，左右着蒙古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有助于比较迅速顺利地达到控制蒙古的政治目的，这也有助于清室集中主要力量向南推进。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统治者即推行此种“因俗而治”的政策。清朝入主中原后，以宗教柔顺蒙古，使之服从清朝中央的统治，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以贯之推行的政策。雍正帝曾提出：“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缵承先志，维护黄教之意也。”[22]乾隆帝亦明确指出：“本朝之维护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俗从宜计。”[23]这说明清初各位皇帝的确有远见卓识。
    清初之维护黄教、尊崇达赖喇嘛，主要体现在治藏政策方面。清朝入关以后，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王朝，它与西藏的关系必然要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领属关系。而清初大力提倡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正是对达赖喇嘛跃居西藏宗教领袖地位的“从俗”；而对固始汗实行“一揽子”封授，确认和硕特蒙古贵族在藏的统治地位，是清中央对其时西藏地方蒙藏统治集团联合掌权的“从宜”。这种“从俗从宜”，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有力地推动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统属关系的顺利确立。清朝统治者这种从西藏特定政治格局出发而采取的“从俗从宜”的治藏政策，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也保持了与前代政策的延续性，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其三，清初这种“因俗而治”的治藏政策，在做到与前代政策保持历史连贯性的同时，又注意结合当前现实状况，借鉴了历史的的经验教训，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方针，避免了元明两代“妄佛”的弊端，是治藏政策的一大发展。这表现在入关之前，清统治者在推行尊崇藏传佛教政策的同时，对满族实行严格限制发展该教的政策。鉴於满族人口有限，皇太极还规定不准私自建造寺庙和出家为僧，提倡一些喇嘛还俗，目的是防止因修建寺庙耗损人力物力，防止出家当喇嘛妨碍对兵源的补充和兵役的征调。但对蒙古族信佛则奉行优侍政策。清朝入主中原后，特别优礼格鲁派上层僧侣，同时又注意不让宗教干予朝政。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朝觐时，就是主张皇帝亲至边内迎之的满族大臣也明确提出“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的基本原则。五世达赖到京后，顺治帝虽多次接见、赐宴和赏赉，但对政事却从不涉及。对此，大臣中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喇嘛原系特召，当询其情事。”这些人担心的是，如不加垂询，使达赖含愠而去，则可能影响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的归顺。而多数人主张：“不宜询问喇嘛。”他们的理由是“我朝荷天之佑，征服各处，以成大业，当年并无喇嘛也”。[24]顺治帝也持此主张，直至达赖喇嘛离京告别时，仍坚持不进行政事垂询。由此可见，“不入喇嘛之教”，不同其询问政事，不让宗教干予朝政，执行“政教分离”，册封固始汗为汗王，充分表明清初以宗教为纽带所确立的对西藏地方的关系，决非宗教上的“檀越关系”，而是一种“因俗而治”的“政治统辖关系”。
    应该承认，清初推崇藏传佛教，优礼格鲁派高僧，就建立和巩固对蒙藏的统辖关系而言，无疑是成功的。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传播，也起了推动作用，因而被作为基本国策而趋于定型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逐渐造成格鲁派寺院势力过于膨胀，使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人口急剧减少，这些负面效应日渐突出。因此，即使是一项十分成功的政策，也需要因势损益，适时调整，才能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
    *本文系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项目《明清治藏史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此时五世达赖尚为年少，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是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和索南群培。
    [2]第巴政权又称第巴雄，因为这时达赖喇嘛居于哲蚌寺甘丹颇章宫，所以习惯上又称为甘丹颇章政权。
    [3]《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4]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第311页。
    [5]《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
    [6]《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七年元月甲辰。
    [7]《清世祖宗录》卷15，顺治三年四月丁卯。
    [8][10]参见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38页。
    [9]同[8]
    [10]《清世祖实录》卷67，顺治九年八月戊辰。
    [11]同[10]
    [12]《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
    [13]《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庚辰。
    [14]《清世祖实录》卷69，顺治九年十月庚戍。
    [1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二月壬戌。
    [16]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88页。
    [17]《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巳。
    [18]同[17]
    [19]夏格巴·旺曲德丹著《藏区政治史》第七章。
    [20]《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丙午。
    [21]《清圣祖实录》卷161，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辛未；卷180，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寅。
    [22]胤祯《善因寺碑文》、《清世宗实录》卷80。
    [23]《清高宗实录》卷1427，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
    [24]《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