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对司马氏代魏这一问题的研究如同他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其它问题的研究一样，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的具体结论，即：认为司马氏代魏乃是"士大夫阶级"对"阉宦阶级"斗争的结果，却有未谛。而当今史家仍以此说分析魏晋之更替，各有不确，故实有必要对此说提出异议。
    一
    陈寅恪先生说："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1]如这一观点正确，则必须能够证明：第一，整个曹魏时期仍然存在一个"阉宦阶级"；第二，终曹魏一代，始终存在士大夫附层与曹魏政权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兹从历史实际出发检验之。
    曹魏时期是否存在"阉宦阶级"？无论从社会分层理论还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说，"阉宦阶级"这个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仅仅在皇宫内服务的所谓"刑余之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及社会功能看，都无法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级。我们理解陈先生所说的"阉宦阶级"应是专指东汉后期在"宦官专权"这一特殊政治现象中出现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由宦官及依附于宦官的宦官宗亲、官僚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产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东汉后期的宦官政治集团是"宦官专权"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只有在皇权受到"外廷"或其它政治势力的威胁，而皇帝无法借助其它力量时，皇帝才会借助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之力而巩固皇权。宦官顺势依托皇权而扩张其势，宦官势力随之坐大。而此时皇帝本人若无心问政或无能，便会导致宦官势力对皇权的窃取，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汉后期的"宦官专权"是在皇权受到外戚势力威胁之时，在皇权与外戚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离开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宦官专权"及其派生物--宦官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存在。东汉末群雄割据、皇权衰微，全国进入分裂状态，宦官专权局面无法继续，宦官政治集团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作为东汉宦官政治集团主体的宦官，也在公元189年被袁绍等剿杀，"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昔日显赫权贵一朝尽成刀下鬼魂。袁绍同时又令各州郡捕杀宦官亲属，宦官势力基本被摧毁。失去了生存的特定条件和集团的主体，东汉桓灵之际形成的宦官政治集团在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时期已是分崩离析，到曹魏时期便荡然无存。遍查史籍，我们看不到东汉宦官政治集团在曹魏活动的痕迹。这个集团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时间范围，如果说三十年后成立的曹魏政权，乃至半个世纪后"嘉平之变"时的曹魏仍然代表着这个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政治集团，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称帝后，曹氏转化为新的皇权，自不可能去代表一个背气的阉宦集团。曹丕上台伊始即颁布"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2]的命令，后又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3]，显示了皇权的独占性和至上性。专制皇权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性，"家天下"和权力的独占性使其不可能充当地主阶级中某一政治集团的代表。司马氏与曹魏之争，实质上是世家大族与皇权的斗争。司马氏所面对的是做为皇权的曹氏，而不是做为宦官政治集团代表的曹氏。
    二
    曹魏与士大夫阶层是否存在长期而根本的对立和严重冲突？这是检验陈先生上述观点的关键。如果这种对立存在，势必表现在：第一，士大夫阶层必如东汉党人"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坚决不与曹魏合作，甚至进行反抗斗争；第二，曹魏在政策上必然采取严厉打击士大夫的政策。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士大夫阶层看，大族名士为其代表，分析他们对曹氏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大族名士中，在不同阶段固然有反对曹氏者，如边让、孔融等，但大多数人对曹氏却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从曹氏起家到代汉，均有大族名士支持曹氏。
    曹操起家时距"党锢之祸"不远，士大夫阶层如认定曹操为宦官集团的代表，必定在其初起时就予以坚决打击。因此我们可以把曹氏与士大夫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曹操起家时。事实上从曹操起家开始就得到了大族名士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曹操政治上认同，在反宦官斗争中引为同党。反宦官的领袖人物李膺之子李瓒在临终前对曹操的评价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士大夫阶层对曹操的政治认同："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设，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也。"[4]李瓒与东汉宦官集团有杀父之仇，而瓒却以其子依于当时地位低微的曹操而不依于张邈和老牌世族袁绍，可见他并没有把曹操归入宦官政治集团而视为政治异己，相反非常看重曹操。不独李瓒，当时对曹操具有政治认同感的大族名士不乏其人，甚至包括袁绍及其友。袁绍虽然在后来与曹操有生死之战，但在青年时代却与曹操为友。《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云："太祖少与（绍）交焉"，后又使操预闻诛杀宦官与欲立刘虞为帝之谋，以及表曹操为东郡太守，使曹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根据地[5]。袁绍的五个"奔走之友"--张邈、何颙、吴子卿、许攸和伍琼五人中，张、何、许均与曹操为友：张邈被《后汉书·党锢传》列为"八厨"之一，而"太祖（曹操）、袁绍皆与邈友"[6]，何颙称赞曹操"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7]《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善"。汉灵帝中平年间（184年以后），"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8]这些材料都说明东汉末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大姓名士、党人在内都没有把曹操视为宦官政治集团的成员，相反却把他引以为政治上的同党，让其参预反宦官斗争的核心机密，对曹操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和信任感。曹操建立割据政权后也是如此。如赵俨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9]。邢颙、郭嘉也有类似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