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作为清代桐城派的开创者，在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方苞也是一位理学家，以羽翼圣道的形象而誉洽学界。直到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将方苞斥为“假道学先生”，揭露其伪言饰行的事实，才开始对其有所甄明，然而梁启超对方苞未作专文论述。近检方苞文集及有关史料，深感梁氏持论之确当，有撰专文论述之必要，这不仅对认识方苞其人，乃至有助于我们对康熙、雍正时期理学的认识。
    一
    清代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在汉学还未风靡学界的清代前期，理学仍是学术重心。尤其康熙皇帝夙好理学，推崇程朱，使理学盛极一时，雍正皇帝在吕留良案发前亦肆力提倡理学，但此时的理学“已交末运，没有什么卓越地方足以表述了”[1]。理学已被宋明人明道析理已尽，清代人无甚发明。只是在清代初期还有像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那些尚名节，厉实行，暗然自修的纯儒，但其中大多数为遗民学者。到了康雍之际，这些醇行厚德的理学大师已凋零殆尽，而此时汉学还未兴盛起来，康雍时期的理学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肆力程朱的人，遍布朝野。皇帝偏恶偏好的影响，很容易形成风气，这是在专制制度下屡见不鲜的现象。昭梿说，乾隆中期，皇帝已不再提倡理学，于是“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道光是位俭朴的皇帝，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如李侍郎宗昉、黄给谏中模，往昔皆以声色自娱者，近乃绝口不谈乐律，芝岩会客必更易布袍，然后出见，以自诩其节俭，亦一时风气然也”[2]。康熙以皇帝身份推崇理学，群臣多以婺源为终南之径，彬彬然有洙、泗之遗风。据说：“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3]但正因君主的提倡，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也使群臣揣摩深宫意指，所以“依草附木者亦最杂。……专制国皇帝的好尚，自然影响到全国，靠程朱做阔官的人越发多！程朱旗下的喽罗也越发多”。尤其那些“以‘名臣兼名儒’的大人先生们”，人品多不足称道，“此外越爱出锋头的人，品格越不可问”[4]。这是康熙时期理学的一种现象。方苞就是其中一位“爱出锋头的人”。
    早年的方苞对程朱理学并没有什么坚定信念。他自己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5]他的两位朋友李塨和王源也都曾对他产生过影响。李塨和王源都是颜元的门人。清代前期唯颜李学派从经世的视角对程朱理学作过猛烈的批判。颜李学派重躬行实践、砥砺人格。曾被梁启超誉为“对于二千来思想界，为极猛烈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李塨、王源二人都曾劝方苞笃信颜元之学，方苞也曾表示矢志于此。从李塨与王源各自给方苞的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李塨在《与方灵皋书》中回忆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在京师王源寓所中，他向方苞阐述颜元思想时，方苞表示赞同，有意放弃程朱理学，转宗习斋之学，经过李塨的说理论辩，方苞“抚膺曰：‘然’。”所以李塨认为“朋友所以贵面讲也，伊时深服虚心亮识”。分别数年之后，李塨仍将此事悬挂于心：“大略数言而别去，自此日悬于心，梦寐服食，如见颜色，不知果可脱去旧辙，剖明圣道与否？每浩然而叹良友时聚为难，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用也。”在这封信中，李塨详尽地阐述了宋明理学误国的道理与事实。最后李塨告诫说：“门下雅欲为不朽人，必不随场观笑，富贵既如浮云，文辞亦属春华，其所以仡仡自立者，必有在矣，继往开来，幸力自决。”[6]十分巧合，在王源《居业堂文集》中也有一篇《与方灵皋书》，此信也是劝其习颜元之学，放弃程朱之学，王源对方苞阐述习斋之学后说：“吾兄得无意乎？兄之天资高朗，深厚坚强，今人罕见其匹，要亦患学之不得其门，恐信道不笃，见纷华而悦耳，若果泥涂轩冕之心，毅然矢志于绝学，则源愿与同心合力，真参实究，由共学而适道、而立、而权，不难尔。……况吾兄夙日同肝胆共性命之友，而不可不与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灵皋之留意于斯也。……裨道鄙衷，俟订学约。”同时，王源也看到因为皇帝提倡程朱之学，朝廷多自诩道学者，而其行实伪，方苞也有可能趋时附势，自命理学，于是他对方苞颇有深意地说：“源从事于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盖以后世之儒，谓之道学，而近之讲道学，鲜有不伪者，非借道学以掩其污秽而要禄位，即借之以投时尚而博声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声疾呼，自以为真程朱，……乃试问其心术，考其行事，不但不足为君子，并不足为小人，只成其穿窬之盗，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辈奚足道哉！”[7]由此可见，李塨和王源都为争取方苞肆力习斋之学而下过一番功夫，同时也说明方苞在信仰上曾经历了犹豫和徘徊的过程，一边是“忍嗜欲，苦筋力”的习斋之学，一边是可以带来禄位和声名的程朱理学，衡量利弊，其谁与归？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从此便与李塨“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辩学，李塨“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8]。王源也曾对方苞说：“子笃信程朱，恨不能破子之迷也。”[9]此时的方苞已不是李塨和王源所能争取过来的，权力的力量要比理论和信仰的力量更大。
    方苞死心踏地地投时主之所好，转崇考亭，是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之后。当时方苞深自危惧，但因文章与学问被康熙宽免，不仅保住了性命，也免去了流放。雍正即位后，不但未加追究，反蒙升阶。方苞感恩戴德之情，充斥文集之中，例如在《两朝圣恩恭记》中写道：“圣祖矜疑，免诛殛，又免放流，臣身叨恩侍，趋走内廷近十年，教诲奖掖，虽无过亲臣，蔑以加也。此圣祖之仁，所以如天，而皇上肆赦臣族，揆之圣祖迟疑矜恤之心，实相继承。顾臣何人？任此大德？……俾天下万世知两朝圣人之用心。”[10]雍正即位不久，曾召见方苞，表示遵循“先帝志事”，对方苞不加追究，一如康熙之待方苞。方苞在《圣训恭记》中，说当时自己“感念圣恩，有怀哽咽，不能置一辞”，“气少定”后，始克仰而言：“钦承训辞，虽古圣人之言，无以过也，”于是“怆动伏地不能声”。他说：“使天下万世为臣子者闻之，皆将凛然于君父之大义，而兴于忠孝。所以矜恤臣苞者，使天下万世孤微厄穷之士闻之，莫不忾然于圣主之德意，而发其中诚。”[11]他还对方氏族人说：“安知尚有生还之日，支体无伤，子孙亲戚尽在左右哉！此乃三圣如天之德，世世子孙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者也。”[12]于是更坚定地投君主之所好，确立了自己卫道的形象。方苞的理学，不是析理阐性的理学，而是诋毁与程朱立异的卫道理学。这种卫道有如下特点：
    首先，凡与宋儒立异者，皆加否定。认为与宋儒“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由于站在统治思想的立场上，势重气盛，对非程朱派的学者，妄加评论，颇有睥睨千古，廓清环宇的气慨。如站在清初思想界前列的人物黄宗羲、颜元，也遭到他彻底否定，肆意诋讦。他说清代学术“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盖缘治俗学者，懵然不见古人之樊，稍能诵经书承学治古文，则皆有翘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他甚至说：“如二君者，幸而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13]方苞如此轻讪黄、颜，在此时的理学界中，不是个别现象，另一位以人品遭非议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也曾对黄宗羲有过轻谩之言：“万季野于明文，推宋金华、黄梨洲，而以黄为更好，其实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议论之偏驳粗浅，又无论矣。”[14]如果不是站在皇权专制的立场上，对黄宗羲这样的一代大儒，何能出此荒悖之语！卫道学，其实是媚皇权，就思想而言，李、方二人与黄、颜相比，可谓直若天渊，显得何等渺小！
    其次，卫道不是恃以辩理，而是出以谩骂、恫吓和欺辱。用程朱代表天地之心、与程朱立异则为天地所不容吓唬人。当李塨的儿子刚刚病死，李塨仍沉浸在痛苦之中时，方苞致书李塨说：“孔孟之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所不祐决矣。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15]反程朱者，就要断子绝孙，此等谬论，岂能导人入信！有学者对此评曰：“斯则过激之言，无乃已甚，有同于悍妇之斗口舌，非儒者所宜出。”[16]方苞这一形象遂开清代桐城派的卫道之习。方苞之后，桐城文士姚鼐也是用同样口吻和手段来卫道的。姚鼐在致袁枚信中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诋毁之、讪笑之，是诋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17]其后桐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也以谩骂和打棍子为卫道手段而见讥后世。
    终清一代，桐城派没有出现大理学家，但桐城派却以卫道形象著称于世，此习实由方苞肇其端，推原其故，乃由迎合帝王之所好而酿成，故此风无益于学术与思想发展，不足为训。
    二
    前面说过，方苞并没有什么析理研性的理学著述，对理学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但对理学中的糟粕即封建礼教却泛言不休，并持论甚高。尤其是对那些掷妇女于苦海的理学妇道观，更是津津乐道，充分体现了他的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也是他理学卫道的表现之一。方苞常说：“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关节妇、贞女的墓表和表彰文字。明清时期，这类文字虽然十分普遍，但以笔者所见到的清人文集，像方苞这样用如此多的文字对节妇贞女如此汲汲表彰，实不多见。被方苞表彰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殉夫之妇。方苞撰《刘烈妇唐氏墓表》，表彰烈妇唐氏，夫病时，唐氏刲股以疗其夫，“啮臂以羹，血淋漓衣袖间，面色似非人”。至夫死，虽身有孕，“闭户自经死”[18]。在《完颜保及妻官尔佳氏墓表》中，记官尔佳氏，为殉其夫誓死，母与姑号泣劝止，答曰：“‘顾吾年少，傥异日，中有不自得者，不若早自决，于吾心为安’，”于是饮药自绝。方苞感慨说，官尔佳氏殉夫取义，过于常人，其精神可嘉，区别于“人情之习于偷苟，不可谓非有志者矣，而造物者必使至于斯，其又可诘耶？”[19]他记张烈妇殉夫，“义烈动家人，众视其雉经，不敢曲止。……其死也，嗣子灼幼孩号踊如不欲生”。对于这一惨不忍睹、违反人性的悲剧，方苞却称颂不已。他议论道：“呜呼！柔顺者，妇人之正也。而昔者圣人之系《易》也，以阳刚为女德之贤，余尝见将死而信其妇之必身殉者，曰：‘妇性刚，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恶非刚也，……盖刚者，天德也。天地之气，蔼然而温和者为阳，惨然而懔栗者为阴。凡妇人之顺舅姑，直于家人，慈于子姓者，皆阳明之发也，故其变，激而为义烈。”他认为应以此“明彰女教，且使为人夫者，监此以考妇德，而无所蔽焉”[20]。方苞以一个捍卫程朱理学的卫道士对理学的妇道观大加歌颂。他说，宋以前妇人守节死义者，寥寥可数，“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己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家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21]在妇道问题上，方苞俨然以道统自任，似乎成为他最关切的问题。
    （二）女子未婚，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守志或身殉者。此在理学盛兴时代形成的浇风，方苞十分推许。他撰《庐江宋氏二贞妇传》记贞女李氏许嫁宋氏，闻未婚之婿死，痛不欲生，在父母的劝阻下，屏居小楼14年，后对其母说：“儿前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归矣，”于是至宋家为其死婿守志。方苞称羡李氏家：“乃有贞女为祖考光。”[22]又如贞女高氏许嫁秦氏子，未婚而秦氏子死，则高氏女“请衰绖归秦氏，代夫承重事祖姑”，虽其父劝阻，“志不移”，终归秦氏。方苞对此议论说：“贞女之守志，……皆人纪所赖以维系也。”[23]在《康烈女传》中，记烈女康氏，幼许嫁张氏子，“时两家绝闻问已数年”，忽闻张氏子死，康氏女“乃于邑悲哀，素服号泣，请于母曰：‘儿闻古之女子，有未嫁为夫守义者，后世以为贤。儿身虽未归，心属张氏久矣。愿母载儿从夫丧。’”其父母大骇，坚决阻止，康氏女“夜半乃闭户，悉焚所制巾带綦履，素服以练自结而死”。两家相议，遂予合葬。方苞说，张家贫寒且无行，“其乡戚党羞齿之，自贞女之死，京师皆竦动，荐绅君子多为歔欷，里巷感伤，好事者传之图，讴歌其事，喧腾儿童女妇间，于是京师之人，咸知东门张氏云”。在方苞看来，这比为死去的未婚夫守志，更为壮烈，更符合古礼。他说曾见闻过很多贞女“皆未嫁为夫守义，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岖不负其义以死，以余所闻见如此，是何奇女子之众与！昔震川归有光著论，以谓未嫁死夫，于礼为非。取曾子、孔子所问答‘女未庙见而死’之礼以断，其辞辨矣”[24]。无须深辩，方苞所倡导的是一种惨绝人性的礼教。
    （三）妇女割股刿肱作羹以疗其夫、舅、姑者。此残忍愚昧之颓风陋俗，由于理学礼教的提倡，竟有人争相效尤。方苞对此深加称颂，他在《方曰崑妻李氏墓表》记方曰崑之父病重，李氏“引刃自刿，昏仆，久而苏，强自缠缚，昧爽作羹，府君食之”。方苞议论道：“比俗之人谓：刿股肱可疗疾，虽子女行之父母，亦为过礼；而以吾所闻，广东何某魏氏刲肱求疗其姑，一时名辈，争为传、记、诗、歌以纪之”，是何等的荣耀[25]！在《书孝妇魏氏诗后》一文中议论魏氏割肱求疗其姑几死时，方苞态度鲜明地认为此“非笃于爱者不能。以天下妇顺之不修，非绝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则魏氏之事岂可使无传欤！”对魏氏的“孝行”，方苞说：“士大夫多为诗歌以美之，余因发此义以质后之人。”他认为对这些“孝妇”应大加歌颂以教导妇女，因“妇行放佚而无忌，……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于此”[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