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赘说，方苞的妇女礼教观，代表着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它使人感到理学到了此时，已是日暮途穷，呈衰靡之象。否定这种思想，决非仅从现代思想意识出发，理学的这种妇道观，在清代就遭针砭。乾嘉以降，汉学家对理学妇道观的批判，形成一股思潮。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从理论上批判“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的社会，认为宋儒的“理欲之辨，适成恶而残杀之具”。钱大昕针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礼教，直接提出妇女改嫁无可非议[27]。汪中针对理学所津津乐道的“贞女”，专门著《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针砭其陋，认为未婚之女“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今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孰甚焉”。对于那些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因为这些殉身女子“未尝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则不仁矣”[28]。嘉道时期的汉学家俞正燮撰《节妇说》和《贞女说》二文批驳理学妇道观。他认为，妇人与男人在婚姻上应该是平等的，“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对于将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不再嫁者谓之贞女，俞正燮说：“其义实有难安，……此盖贤者未思之过。”“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他还引一诗揭露理学礼教之残忍与虚伪：“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29]这是对以理杀人礼教的讨伐与控诉，其胆识，令人感佩良深。与此同时，汉学家沈壵也对泯灭人性的理学妇道观抨击不已，颇有力挽颓风的气慨，他认为男女未婚，不能定为夫妻，而“今则有婿死，而女归其家，与鬼婿为婚者矣。一生一死，非礼相接，污乱阴阳，媟嫚人鬼，嫁殇迁葬，古媒氏所禁，今则相习成风，莫识其非，或不如是，反以为无情不义，其故总繇礼教陵迟，风欲衰弊。”他认为应整顿风俗，这种陋习恶俗，“不合礼制，当请于朝，亟加刊正”[30]。不待辨而可知，与方苞的理学礼教相比较，清代汉学家的妇女观，属一种进步思潮。
    方苞对程朱的修己之学未见诸实用，却对理学礼教的男女之防十分醉心，并以此绳人甚严，他在《家训》中告诫后人，应对妇女严加管束，因为妇女是万祸之源，“家之乖，恒起于妇人”，“凡恩之贼，多由妇人志不相得”，“妇人之性，鲜知大义”。但讲究孝道的方苞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也属女性。由于对妇女有如此看法，所以要对女性严加防范，于是给家人定约：“凡来妇者，父母没，不得归宁。非远道，还母家，毋过信宿。其亲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见于堂，食饮于外。从兄弟、母之兄弟，相见于外。嫂叔礼见，惟吉凶大节，同室相纠察，有失则者，男女不得与于祭。”[31]对方家的媳妇防范之严如同囚犯。礼教之谨，更见于为族人制定的丧礼。方家子孙居丧，一遵古礼。居丧期，夫妇不得相见。在《祠禁》中规定：“古者，三年之丧，非殡、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贫家米盐琐细，势必相关，惟宿必于中门之外，相语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许入祠，挞四十，婚丧疾费皆不给。古者，期、大功，并三月不御于内。礼废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浃月。犯者，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32]不难看出方苞的理学属礼教理学。理学一经成为统治思想，便成为包括宗族在内的统治工具，这是理学礼教成份越来越浓的重要原因，是理学越呈腐朽衰败之象的原因，也是近代以来理学屡遭批判的原因。所以梁启超在论及方苞假道学时说：“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33]
    三
    理学乃修己治人之学，理应道德纯备，令人深加敬仰，但因帝王提倡理学，朝野风靡，假道学先生多出乎其间。假道学的特点是理论与践行相去甚远，绳人甚严，持论甚高，而自己的品格极低，可以“虚伪”二字概之。康雍时期的假道学先生不是个别现象，但康熙皇帝毕竟是一个聪明君主，虽提倡理学，但对理学弊病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不止一次地论及此事。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谕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辨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又谕：“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34]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谕：“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心玩味，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35]显而易见，康熙提倡理学乃措意于身体力行，非空言道统之伪学，同时也反映了此时假道学家之客观存在。把方苞这位假道学先生作为个案考察，有益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理学的了解。
    曩时读有关书籍，常见记方苞议论俊伟、清直耿介、崇实笃行之事迹，对其颇生倾慕之心。后读《方苞集》才明白，这些事迹在其文集中都可找到出处，原来都是自己介绍出来的。对于假道学先生不能看他自己说的如何，自诩如何，而是要考察他的真实情况。方苞在理论上绳人甚严，他之后的理学家也认为其“持论过高”，多谓之“迂远”[36]。但自己之行事如何，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嗜欲。方苞说：“自余有知识，所见人士多矣，而有志于圣贤之学无有也，盖道之丧矣，人纪所恃以结连者惟利，而性命所赖以安定者惟嗜欲。”[37]其实他自己便是一位“嗜欲”者。他要求族人居丧以严，可是他自己居兄丧时，“至西湖蓦遇美姝动念”。居父丧“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其后，欲心时发”。及《南山集》案发被逮入狱，“则此心顿息”。他曾对李塨说及此事，“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李塨答曰：“自讼甚善。”[38]遭此患难时，也道出点他作为人而应有的欲望。方苞侈谈禁欲，可一生孜孜不倦，不忘求田问舍。与家人常谈如何殖财货。这在他的家书中时有发现。晚年告归后，虽年事颇高，但“惟以殖财为事。……至与民争乌龙潭鱼利，举其生平而尽弃之”[39]。此等嗜欲，可谓至老弗衰。
    （二）诬友。方苞常谴责有人交友无信无诚，他说：“苞尝叹近世人为交，虽号以道义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隐私，亦止借以名声形势，其确然以道相刻砥，……无有也。”[40]可自己是如何待友呢？方苞与戴名世为同乡好友，《南山集》一书，方苞曾为之作序。据戴名世在狱中供词交待：“《南山集》系尤云鄂刻的，云鄂是我的门生，我作序放他的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的。”方苞在狱中也供：“我不合（该）与戴名世作序收板，罪该万死。”[41]二人供词一致，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无疑。但方苞出狱后，对作序之事矢口否认。当李塨问及此事时，方苞说：“田有（即戴名世）文不谨，予责之，后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42]不仅为之作序，“且《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43]，岂能说不知？为将自己洗清，遂将罪名推及友人身上。另如，方苞的友人李塨、王源是笃守习斋之学甚坚的人，可谓终生不渝，并劝方苞放弃程朱理学，改宗习斋，这从二人文集中可以看出，但方苞在《李刚主墓志铭》中说，在他的劝说下，王源“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又以劝王源语而劝李塨，他写道：“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方苞最后说：“以崑绳之气，既老而为刚主屈；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44]此墓志铭未俟李塨家人之请而作，于李塨学问德业一无所述，而专述李塨、王源如何因方苞劝告而改其学，称扬自己，诬及死友，无怪乎李塨弟子们对其愤然不平。门人冯辰、刘调赞论辩曰：“窃观灵皋与先生交至厚，而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辨学，先生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暨先生殁，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缕陈其与先生及崑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谝谝，曰：‘以刚主之笃信师传，闻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45]方苞向以道义自诩，但扬己诬友，其人品何足道也。
    （三）佞主。方苞文集中，佞主文字甚多，如《圣主亲征漠北颂》、《万年宝历颂》、《圣主躬耕耤田颂》、《圣主亲诣太学颂》、《圣主临雍礼成颂》等毫无价值的空洞颂文，皆阿主之作。在学问上，方苞常轻讪他人，但对皇帝却多聘媚词。他说：“世宗皇帝特颁圣训，诱迪士子，制艺以清真古雅为宗，我皇上引而伸之，谆谕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务质实而言必有物，其于文术之根源，阐括尽矣。”[46]“惟我皇上圣学崇深，剖析经史，通微扶奥。”[47]但对皇帝批判之人，则深加诋毁，如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皇帝斥钱名世为“名教罪人”，这本是雍正掀起的又一文字狱案。本不擅作诗的方苞却为佞主以诗对钱名世深加讥讽。其诗云：“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经，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渐多惟梦觉，夏畦劳甚独心知。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本来自己便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却为佞主，落井下石，诋讦他人。此诗未被录于集中，陈垣先生说：“殆物伤其类欤。”[48]
    （四）恋位。方苞常对人说自己有林下之思，寄以栖逸之志。他曾对王源说自己行至宣、歙间，见风景秀丽，“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漫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49]他早年时曾向王源表示绝意科举，王源信以为真，致书方苞说：“源已绝意春宫，不复为矣。……吾兄亦言绝意于此，未审其意决否？若一时感激之言，终不能无羡，于时人之得，而欲与竞也，不必言矣。如果与源同心，则源窃有进焉。”[50]他还劝朋友弃功名，勇退勿进。当王源中举时，方苞致书说：“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51]但自己一直汲汲于科举，直到考中进士。当朝廷谋聘学行兼优者教皇子及谋聘人修明史时，朝廷重臣徐元梦和张廷玉均拟征李塨，方苞得知此事，未征得李塨意见，便力陈李塨老病“不能出而止”。从此李塨再无应征的机会而终老林下。自己在朝做官，却百般阻止朋友入朝。对此李塨门人愤愤不满，辩曰：“宰相谋征先生，而灵皋以老病阻之，时先生年六十五，未尝老病也。或曰，灵皋与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隐之流也。观先生《祭颜先生文》曰：‘使塨幸得时而驾，举正学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圣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夫抱经世之志如先生，负经世之学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张、徐二相国谋征先生，此千载一时也，乃灵皋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终老林下矣。”[52]方苞《南山集》案后出狱已是体弱多病，难以任职，仍不告归。雍正时蒙召见，当时“弱足不能行，特命内侍二人翼而趋至殿陛，气喘急不能任其声”[53]。至乾隆初，方苞已是70多岁的高龄，身体孱弱，仍迷恋官位，被乾隆皇帝革去一切官衔后还是不愿告归回籍，最后“以年近八旬，时患疾痛，恳回籍调理，大学士等代奏，恩赏侍讲衔，准其回籍”。从此才彻底结束了追求了一生的官场生涯。告老回籍之后，这位一向善于歌功颂德的理学家，却一反常态，不满于朝廷，“菲薄科目，讥刺时政”[54]。
    （五）营私。方苞曾被康熙宽宥，又蒙雍正晋阶，自己常以此为资本。到了乾隆时期，他胆子似乎大了起来，在朝廷结党营私之事屡屡显露。乾隆即位不久，就有河道总督高斌“疏发苞请托书，上稍不直苞”[55]。荐士以私，“时论訾之”[56]。乾隆皇帝将这位道学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五月谕曰：“方苞在皇祖时，因《南山集》一案，身罹重罪，蒙恩曲加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处行走效力。及皇考即位，特沛殊恩，准其出旗，仍还本籍。又渐次录用，授职翰林，晋阶内阁学士。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谕令侍直南书房，且升授礼部侍郎之职。伊若具有良心，定当痛改前愆，矢慎矢公，力图报效。乃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固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适值伊以衰病请改侍郎职任，朕俞允之，仍带原衔食俸。上年冬月，因伊条奏事件，偶尔召见一次，伊出外即私告于人，曾在朕前荐魏廷珍而参任兰枝，以致外间人言藉藉。经朕访闻，令大学士传旨训饬，伊奏对伊吾，朕复加宽容，未曾深究。近访闻得伊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将屋让还，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馆届期，伊已将人数奏闻，内阁定期考试矣。伊复于前一日，将新到吴乔龄一名补请一体考试，朕心即疑之。今访闻得伊所居之屋，即吴乔龄之产，甚觉华焕，伊受托为之代请。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方苞深负国恩，著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57]清代私人所撰方苞诸传，多不载此上谕，惟恐择瑕掩瑜，殊不知这位理学名臣是以结党营私被革职退出官场的。
    乾嘉时期汉学家对方苞多有微词，此涉及汉学、宋学之争，不足以证方苞学行之伪。但其身后的理学家对其也并非惬然推服。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之弟曾国沅欲将方苞从祀孔庙，曾国藩致书国沅曰：“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惬。……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58]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亦认为将方苞等从祀孔庙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方苞推崇理学，笃守紫阳，乃阿主之所好，以此之威，视他学为异端，对站在清初思想界前列的学者，深加诋毁，代表一种落后的思想。对理学无甚发明和贡献，却以理学礼教绳人，反映了他的腐朽意识。绳人与修己相去甚远，理论与实践大相径庭。作为一位假道学先生，是康雍时期皇帝倡导理学的产物。笔者揭其伪行，决非有意丑诋古人，借梁启超斥方苞等假道先生时说的一句话以自解：“我是最尊崇先辈，万分不愿意说人坏话的人，但对于这群假道学先生实在痛恨不过，破口说那么几句，望读者恕我。”[59]
    注释：
    [1]商鸿逵：《清初的理学界》，《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2]《啸亭续录》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
    [4][33][5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第214页。
    [5][10][11][12][13][15][18][19][20][21][22][23][25][26][31][44]《方苞集》卷六、卷一八、卷一八、卷四、卷六、卷六、卷一三、卷一三、卷五、卷四、卷八、卷一八、卷一三、卷五、卷一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38][42]《恕谷后集》卷四、卷三、卷三，《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7][50]《居业堂文集》卷八，《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
    [8][45][52]《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9]《文献征存录》卷一，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14]《榕村语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
    [1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惜抱轩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4][32][37][40][46][47][49][51]《方苞集·集外文》卷八、卷八、卷九、卷五、卷八、卷二、卷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7]《潜研堂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8]《述学》内篇一，《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91年版。
    [29]《癸巳类稿》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0]《落帆楼文稿》卷二，《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4][35]王氏《东华录》卷三三、卷九六，光绪十三年京都钦文书局重刻本。
    [36]《桐城耆旧传》卷八，黄山书社1990年版。
    [39][54][56]《永宪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41]《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43]蒋氏《东华录》卷二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
    [48]转引自陈垣《钱名世轶事》，《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85页。
    [53]《碑传集》卷二五，《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5]《清史稿》卷二九○，《列传》七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57]《清史列传》卷一九，《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一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58]《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